上个世纪中期，云南普洱境内居住着汉、傣、佤、拉祜、哈尼、瑶、基诺、布朗等民族，由于历史、地理等多种原因，各民族间经济、文化存在着较大差异。

1950年10月1日是新中国成立一周年纪念日，中央决定在全国各地各民族同胞中选派代表，组成国庆观礼代表团赴北京参加国庆盛典。普洱专区最终有34名各民族代表赴京观礼。观礼期间，代表团受到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观礼结束后，代表团一行还游览了北京、天津、南京、上海、武汉、昆明等城市。

当时的普洱专区，虽然已解放一年多，但由于地处偏远，边疆局势依然纷繁复杂。当地领导意识到，团结群众、凝聚人心是当务之急。进京观礼代表返回后，普洱专区召开了第一届兄弟民族代表会议，共商民族团结、边疆建设大计。国庆观礼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分享了自己的见闻、感受，这让大家更加坚定了团结起来跟党走的决心，会议最后决定以“会盟立誓，刻石铭碑”的形式来表达这一决心。

《剽牛立碑》取材于这段真实的历史。剽牛祭祀是西南一些少数民族的传统，用以祈求部落兴旺、百姓平安；而刻石铭碑是中华民族的一大传统，其内容或记载重大事件，或纪念重要人物，或宣示褒贬荣辱。文字与石碑融为一体，就成为了丰瞻的精神和文化的载体。如竖立于大理三月街的“元世祖平云南碑”，重庆渝中区的“解放碑”，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等，它们以独特的存在记录了历史，展示了中华文化。

小说上部讲述了立碑的缘起。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人民解放军一支部队挺进西南边陲，清剿国民党残留在当地的特务、土匪。某师副政委、独立团团长张钧山等人身先士卒，积极开展群众工作，用真心和诚恳换来了地方群众的信任和认同，并促成了各民族代表赴京观礼。代表们观礼归来后，剽牛起誓，竖起了一座民族团结誓词碑。

小说下部讲述了护卫誓词碑发生的故事。逃到境外的国民党军与留在国内的特务试图破坏誓词碑，达勐、岩邦、杜云良等人不为反动分子的威吓利诱所动摇，誓死护卫民族团结誓词碑。英雄壮烈牺牲，但誓词碑依然高高耸立，一如这片土地上的民族团结精神屹立永存。

作者在创作中尊重历史原貌，透过特定情节的设置，将真实的历史呈现在读者面前。新中国成立之初，动员少数民族代表赴京参加国庆观礼确实困难重重，小说真实再现了当时的情景。小说中的“班洪事件”也是真实存在的。1934年，英国侵略者入侵佧佤山区，“木鼓作响，佤族人民愤然而起，剽牛立盟，提刀执枪，组成队伍，以武力抗击入侵者”。作者巧妙地将此事件穿插到小说中，张钧山正是通过主人公达勐的阿爸在战斗中英勇牺牲的历史事实，说服了达勐接受政府赠送的种子和农具。

小说能否吸引读者，必要的矛盾冲突和成功的人物塑造极为关键。《剽牛立碑》中，达勐的内心变化和成长是一大看点。达勐是石门寨的头人，性格强悍，固守传统。他的内心第一次发生变化是在张钧山上门劝说他带领村民接受政府赠送的种子和农具的时候，这时达勐让妻子上茶，向客人发出友好的信号。张钧山登门劝达勐参加国庆观礼团，并同意将侄子作为人质送到石门寨，这样的深明大义让达勐心服口服，内心再次发生变化。加入国庆观礼团到北京、南京、上海等地参观访问后，达勐和其他代表大开眼界，大长见识，而他的内心也发生了第三次变化。达勐最后一次的内心变化是彻底的，也让他坚定了跟党走的决心。

小说中的其他角色也各有特色：足智多谋的张钧山，莽撞热情的岩邦，刚强英勇的杜云良，美丽多情的鲁娜；当然还包括反动人物，如狡诈伪善的国民党特务朱青，贪便宜失大义的黑杠，等等。小说的开端，莽撞的佤族青年岩邦为了部落的猎头祭祀在桥头伏击，与解放军侦察员杜云良展开一场惊心动魄的格斗。而在故事最后，同样是他们二人，却并肩战斗，为捍卫民族团结誓词碑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剽牛立碑》的故事主线之下，作者不吝笔墨，生动呈现了滇西南地区美丽的自然景观：“在哀牢山以西的滇西南地区，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造就了这里的山水观。一座座山像春笋出土，直至云端……”在作者笔下，还有奇特多样的人文景观。哈尼族的乐器巴乌悦耳动听，布朗山的普洱茶沁人心扉，护家护身的弩弓展示傈僳人的勇敢，彝族的特色披风蕴涵了别样的服饰文化，拉祜族对葫芦情有独钟……为了庆祝剽牛立碑，“人们穿戴着不同款式的服饰，携带着各具特色的乐器，准备好了最具魅力的歌曲，要以传统而又有新意的方式纪念誓词碑的落成”。人们敲着象脚鼓，跳着傣族孔雀舞、佤族甩头舞、彝族三弦舞等各民族舞蹈，载歌载舞。

小说呈现了独特的边地风情，演绎了一段英雄传奇，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学诠释，也是边疆多民族社会的历史映现。这种创作风格与作者多年从事民族工作息息相关，也离不开他对现实生活的细致观察以及对历史文化的认真考究。可以说，这是一部以民族学视野创作的小说。

翻开书稿，笔者就被故事情节深深吸引，只想一口气读完书稿，想知道鲁娜和李甲柱这对有情人是否终成眷属，想知道达勐如何走出仇恨和偏见；同时更为张钧山、杜云良等共产党人的大义舍己和英雄气概所打动。正是这种力量和精神让新中国旗帜下的各族人民拧成了一股绳，用鲜血和生命共同浇灌民族团结之花。

笔者出生在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一个叫桥头镇（今香格里拉市虎跳峡镇）的地方，那里两面环山，太阳从东边的山尖升起，又从西边的山头落下。编辑书稿时，儿时的记忆浮现在眼前，字里行间都是笔者熟悉的场景和人物。品读之余，笔者仿佛看到背着背箩赶集的彝族大妈，不远处是那位可亲的藏族书记拄着拐杖的身影，熟悉的葫芦笙曲在耳边响起。夜晚，桥头燃起了篝火，有人吹着葫芦笙，众人随着曲调绕圈跳舞。人们尽情欢悦，金沙江水合着节奏在石桥下奔流而过。

《剽牛立碑》的故事发生在滇西南，笔者生长在滇西北，在中华大地上的各个地方，人们传颂的是同一个故事，那就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传唱的也是同一首歌——民族团结的赞歌。

剽牛和立碑都是传承已久的文化习俗和事象，当二者融合在一起时，呈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融合、精神相通。民族团结誓词碑所铭刻的是多民族钢铁般的意志和顽强的信念，反映的不仅仅是26个民族的誓言，也是中华大家庭中各民族的决心和信心。这不仅仅是一座誓词碑，更是一本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教科书。历史已经成为过往，但这座民族团结誓词碑依然矗立在阿佤山下，屹立在各族人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