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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盐，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是——“百味之祖”“食肴之将”，也就是每日必不可少的调味品。缺少了盐，我们的生活将索然无味。
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在提到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优化后对个人的防护要求时，专门提及盐的作用：外出回家，可以用冰盐水漱漱口、用棉签蘸取盐水刷刷鼻腔。可见，盐在人类生存发展和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而人类的盐文化，对社会的文明进步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甚至可以说，它是理解中华民族历史的一把“白金”钥匙。
中国人对盐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究竟起源于何时，至今学界并无定论。
明代旧志载：“考盐名，始于禹，然以为贡，非以为利也，至周在始与民共利之。”但其描述内容，仍需进一步考证。夏时无文字，是否已经有盐出现，不得而知。但汉代许慎所著《说文解字》中已出现“盐”字。
在《广韻》注中就有“古者夙沙初作煮海为盐”的记载，《太平御览》中也有“夙沙作煮盐”的说法。即在远古神农时代，黄帝手下这位名为夙沙氏的诸侯就煮海为盐，成为人类文明史上第一位有姓名可考的盐工，被后代尊称“盐宗”。直到现在，很多地方还建有供奉盐宗的庙宇。
▲建于清同治七年（1868年）的四川资中县盐神庙。
20世纪50年代，福建出土了仰韶文化时期的煮盐器具，说明在史前时期，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即已开始煮制海盐。殷商时期，商人胶鬲售盐，成为历史上第一位盐商。春秋时期齐国的管仲则是早期政府控制食盐专卖制度的创始人，可谓第一位盐官。在古代，许多名人都曾贩卖过私盐。例如几乎推翻唐朝的黄巢、曾与朱元璋争夺天下的张士诚等都是私盐贩子出身。
纵观历代文献典籍，与盐及盐业相关的记录数量十分可观。通过这些文献记录，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人们对盐资源开发利用的历史以及我国盐业文化的源远流长。可以说，在古代，除了农业和纺织业，其他行业都无法与盐业相比。
民族史学家任乃强先生认为:“上古民族文化最先形成之地区，即必为自然产盐之地区，或给盐便利之地区。”比如长江流域及北方早期文化遗存，就多集聚于天然盐池、盐泉的周围；尧、舜、禹都曾相继在河东盐池附近建都；“天府之国”的由来与蜀中盐铁之利的开发利用密不可分；西藏东部的昌都一带自古就有人类繁衍生息，也和当地分布有丰富的盐泉不无关系……这些都是盐和文明之间具有共生关系的典型例证。
历史学家、国学大师钱穆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一书中提出，解县（今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解州镇）盐池是当时古代中国中原各部族共同争夺的一个目标，谁占据盐池，便表示他有了担任各部族共同领袖的资格。由于黄帝先占有并控制着盐池，其部族日益强大，最终成为中华人文始祖。
千百年来，人们在制盐、运盐、管盐、售盐、用盐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经验，留下许多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尤其在我国滇、藏等多民族共同聚居和开发的地区，更是留存着丰富而独特、承载民族历史记忆的盐文化遗产。
诺邓盐井。位于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云龙县，明代之前主要居住着傣、阿昌、布朗、德昂等民族。传说当地先民在渗出盐卤的地方放牧羊群，羊群因屡屡舐食被风干的盐末而体壮鲜疾，遂引起放牧者的注意。盐井的发现，吸引了来自江苏、福建、江西、河南、四川等地的人，他们或为盐民、或为商贾，在盐井开采开发、贸易交换和通婚通好中逐渐融合，形成了今天当地白、汉、彝、傈僳、阿昌、傣、苗、回等20多个民族共同聚居生活的现状。
芒康盐井。位于西藏自治区昌都市芒康县纳西民族乡，毗邻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和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巴塘县，是滇藏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地。在盐业生产中，藏族、纳西族盐民相互学习、彼此借鉴，共同开发盐井。据《蛮书》记载，早期吐蕃主要采用的制盐方法为炭取法，同一时期南诏则主要采用从蜀地传入的煎煮法。而芒康盐井周边既无煤矿、又无柴薪，若使用煎煮法等制盐方法，则会使成本激增；且芒康盐井地处峡谷，空间有限，没有平地可供晒盐，无法像沿海地带那样修筑大面积的晒盐场。因此，藏族、纳西族盐民利用盐井四季气候温和且常年多南风的有利自然条件，巧妙地依山架设盐楼，修筑盐田晒盐。藏族、纳西族盐民们共同创造和完善了一整套独特的制盐工艺和生产工具，时至今天，芒康盐井仍保留着这套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古老制盐方法。
▲西藏芒康盐井千年盐田犹如巧克力般洒落在澜沧河谷。芒康盐井的纳西族、藏族盐民在井盐的生产制作中，以其独有的生产秩序，体现了各民族间交融和睦的相互关系：古盐田位于澜沧江东西两岸，西岸的盐田主要为藏族妇女在制盐，而东岸的盐田则主要为纳西族妇女在制盐。盐井一带的纳西族与其他地区的纳西族在生活习俗上差别较大，他们虽然还保留着“祭天”等部分纳西族东巴仪式，但在服饰上多着藏装，语言上可使用藏、汉、纳西三种语言，因食盐贸易常与川、滇汉族群众交往，一些风俗习惯也受汉族影响。黑盐井。位于滇中地区，今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禄丰县境内，在清代前一直是云南第一大井，盐产量颇丰。元代，黑井地区大量回、汉、彝族群众均参与到井盐的生产经营活动中。为处理好各族群众的关系，平衡各族群众的需求，时任黑盐井千户总管兼三道河政教总管的马守正在长期的盐政管理实践中，总结出一套有效的运行机制：回、汉、彝各族群众按次序错开时间下井背卤煮盐。每月逢农历一、五、七，为回族下井日；二、四、八，为汉族下井日；三、六、九，则为彝族下井日。这套运行机制既保证井盐生产经营活动高效有序地进行，也推动盐井地区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
西藏芒康盐井所制之盐，被周边群众称为“藏盐巴”。清代、民国时期主要靠马帮运送，沿滇藏和川藏茶马古道跋山涉水，销往滇、川、藏等地。据文献所载，晚清时期，西藏以察隅县为界，以上多用察盐，以下则多用芒康井盐。西藏波密一带还常有汉族商贩运井盐与当地群众交换黄连。民国时期，云南德钦一带不产食盐，日常生活所需食盐都从芒康盐井运来。这些在茶马古道上从事运输和贸易的马帮，有的来自云南德钦，有的来自西藏芒康、昌都，也有的来自四川巴塘等地，交易的物资涉及各民族的特色产品，如藏族的羊毛、羊皮、绒毛、青稞、黄连等，汉族的茶叶、瓷碗、布匹、红糖、白砂糖、粉丝、大米等。芒康盐井所产盐的交换范围还延伸至云南贡山一带，与当地各族群众交换黄连、贝母、茯苓、麝香、熊胆等药材以及獭皮、飞鼠皮、火狐皮等山货。通过交换和贸易，有效满足了汉、藏、纳西、独龙、怒、傈僳等各族群众的基本生活需求，也大大加强了各民族间的交往沟通。滇西北地区有弥沙、乔后、啦鸡、诺邓等众多盐井。其中兰坪县境内啦鸡井（后称啦井）所产井盐，由马帮运输翻越碧罗雪山，同生活在怒江峡谷的怒、傈僳、独龙等各族群众进行交换，向北进入维西、中甸等地，同藏族群众进行交换。诺邓盐井所产井盐运往腾越地区（今云南省保山市腾冲市），早期甚至远达缅甸一带。从事运输和贸易的既有汉族马帮，也有藏、回等民族群众组成的马帮，因此，至今在一些村落附近仍留下“古宗坪”“回族坪”等地名，即当年藏族马帮、回族马帮扎营露宿之处。
历史上井盐的交换和贸易，把各民族社会生活内在的需求紧密结合在一起，为各民族关系的日益密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作者简介：
苏醒，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文献研究所副研究员，民族学博士，目前主要从事少数民族历史文化、旅游人类学相关研究工作。著有学术著作2部，主持完成省部级课题4项，发表学术论文7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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