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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和宫位于北京市东城区雍和宫大街12号，始建于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是北京地区现存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自清乾隆九年（1744年）改建为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以来，雍和宫香火延续至今。“雍和”，意为“融洽、和睦”，透过寺名可以看到，雍和宫从建成之初，就承载了期盼统一、团结、安定、和谐的美好祈愿。历史上，雍和宫发挥了加强中央政府与蒙、藏地方关系的重要作用，为多民族文化交流与国家统一作出贡献。其寺庙建筑、馆藏文物、佛事活动及对外交往体现出民族文化交流与多民族相融共生的历史事实。
雍和宫原为雍正皇帝即位前的府邸“雍亲王府”，清雍正三年（1725年）升格为行宫，始称“雍和宫”，清乾隆九年（1744年）改建为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
乾隆皇帝将雍和宫改为寺庙的原因，是通过以高行梵僧居住于此祭奠其父雍正，使“龙池肇始之居”不至于荒落外，而另一个更深层的原因，即借此来解决蒙、藏等民族地区的稳定和谐问题。《雍和宫》《喇嘛说》等碑文史料，说明此举是乾隆面对当时复杂的蒙、藏问题而采取的特殊手段和措施。《喇嘛说》碑文中的“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安藏辑藩，定国家清平之基于永久”，直接阐明乾隆皇帝巩固中央集权、安邦治国的方略。第三世章嘉·若必多吉活佛是雍和宫宫改寺的领导者和具体执行者。他生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3岁时在青海佑宁寺坐床。雍正二年（1724年）奉旨进京，成为皇子弘历伴读。雍正十二年（1734年），雍正敕封其为“灌顶普善广慧大国师”。乾隆元年（1736年），命其管理京师寺院，授“札萨克达喇嘛”印。乾隆十六年（1751年），乾隆皇帝再赐“振兴黄教大慈大国师印”。三世章嘉佛学造诣深厚，精通汉、满、蒙古、藏4种语言，是蒙、藏地区有影响的大活佛。雍和宫正是在他的指挥下，完成由行宫到藏传佛教寺院的身份转换。他在雍和宫最初的建制、管理等方面作出巨大贡献，乾隆九年十二月十八日（1745年1月20日），他还亲自主持了雍和宫寺院落成开光仪式。宫改庙之后，雍和宫正式开启作为皇家寺院连接中央政府与蒙、藏地方的纽带与桥梁的辉煌历史。乾隆十三年（1748年），经三世章嘉的提议推荐，乾隆皇帝任命西藏著名活佛七世济隆·洛桑贝丹为雍和宫第一任堪布，封其“慧通禅师”称号并赐印。此后，多位蒙、藏地区的高僧陆续出任雍和宫堪布，为藏传佛教僧才培养及汉、满、蒙古、藏民族文化的交流与团结作出各自的贡献。
雍和宫作为清代皇家寺院，其建筑与供奉珍藏的文物除了承载着教化众生、传播藏传佛教理法的使命，也蕴含着汉、满、蒙古、藏等多民族文化元素，体现出多民族文化交融的魅力。
雍和宫原有东、中、西三路建筑，目前仅存中路建筑。东路建筑的北部为东书院，是庭院式建筑；南部为营房式青堂瓦舍建筑，统称“连房”，为喇嘛学僧的起居之所；西路建筑原为雍和宫的护法庙宇——关帝庙，供奉武圣人关羽。藏传佛教寺院供奉儒家推崇的武圣人关羽，并尊其为护法神，是十分显著的民族文化交融现象。雍和宫现开放区域面积约3.3万平方米，由七进院落、20多座砖木结构殿堂构成。整体建筑既呈现汉传佛教寺院“七堂伽蓝”式标准布局，又有藏式建筑形制。如大经堂法轮殿顶天窗，还有严格按照藏传佛教理论创建的四学殿讲经殿、密宗殿、时轮殿和药师殿四大扎仓（僧院），形成一座完整的藏传佛教学府。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为迎接六世班禅来京，乾隆皇帝命令在雍和宫建班禅楼和戒台楼，用作班禅大师的住所。班禅楼、戒台楼的兴建和改造工程巨大、造价高昂，工程要求也非常严格，从主体部位建筑到殿内佛像安奉及陈设，均经主管大臣奏明皇帝后方可进行，显示出乾隆皇帝对班禅的重视。雍和宫馆藏的不少文物是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等蒙、藏地区高僧大德贡呈的礼品，表明清代帝王与蒙、藏地区高僧的密切往来。乾隆九年（1744年），为祝贺雍和宫改寺，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六世班禅额尔德尼·罗桑贝丹益希向乾隆皇帝呈信感谢“洪恩”，对“在京立庙”表达“不胜欢欣”之意。七世达赖喇嘛还向乾隆皇帝和雍和宫进献宝剑、架枪、《如意宝树佛本生记》唐卡41卷（现悬挂于雍和宫万福阁）等礼品，首幅唐卡写有“祝大皇帝福寿安康、祝雍和宫永远兴旺”的藏文殊胜祝词。同时，七世达赖喇嘛以大量宝物自廓尔喀（今尼泊尔境内）换得直径3米的大白檀木一棵，经西藏、四川等地转运到雍和宫，由内务府工匠雕造为总高26米（其中地上高18米，地下8米）的弥勒佛立像。该立像成为名扬世界的佛教造像精品，是目前世界上室内最高独木弥勒大佛。此外，西藏郡王颇罗鼐于乾隆十年（1745年）进贡并供奉于雍和宫的铜鎏金释迦牟尼说法像、白檀木观音菩萨像，也都是具有极高历史与艺术价值的精品。
▲雍和宫馆藏的部分唐卡。（图片来源：雍和宫官方网站）在众多馆藏中，最具特殊意义的当属金奔巴瓶和《喇嘛说》碑。金奔巴瓶由乾隆皇帝亲自参与设计，《喇嘛说》碑文为乾隆御笔亲撰，是藏传佛教活佛转世金瓶掣签制度的重要器物和历史见证。
金奔巴瓶即金瓶，是用于藏传佛教各大活佛转世灵童掣签认定的法器。为了进一步完善大活佛转世管理而规定实施金瓶掣签制度，乾隆皇帝特命制作两个金瓶，一个送往西藏，供在大昭寺释迦牟尼佛像前，以备确认达赖、班禅和西藏其他各大活佛转世灵童掣签之用；另一个置于雍和宫，供蒙古及青海、甘肃等地的活佛转世灵童掣签之用。通过金瓶掣签方式认定转世灵童，表现出中央政府在藏传佛教重大事务方面的管理权威，令广大信教群众心悦诚服。
▲冬日雍和宫之铜鼎香炉和《喇嘛说》碑亭。（王迪 摄）《喇嘛说》碑位于雍和宫殿前碑亭内，碑身四面分别刻汉、满、蒙古、藏四体文字版本《喇嘛说》，碑文为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由乾隆皇帝御笔所书。全文大小汉字共2100多字，主要内容表达了乾隆皇帝对藏传佛教的了解、认知和态度：梳理藏传佛教历史，总结分析蒙、藏地区活佛转世中日益败坏的风气和种种乱象，阐明革除弊端、安定蒙藏的改革举措——实施活佛转世金瓶掣签制度，彰显他既尊重和护持藏传佛教，又依法依规加强藏传佛教管理的治国方略。清王朝覆灭后，在动荡不安的民国时期，雍和宫一如既往地发挥着中央政府与蒙、藏地方之间的政治纽带作用，为国家安定统一和民族团结作出贡献。如九世班禅莅临雍和宫讲经弘法，雍和宫高僧白普仁创建金光明息灾法会、募捐铸造铜质鎏金宗喀巴大师像，金瓶掣签仪式在雍和宫照常举行等，在藏传佛教界产生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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