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服饰中总能见到传统喜庆的吉祥纹样，表达着各民族对保平安、祈多子、获福禄、祝长寿的朴素愿景。
“吉祥”二字始见于《庄子·人间世》：“虚室生白，吉祥止止”。吉祥纹样是各民族在长期社会活动中经过积累和沉淀形成的，其主题直接来源于生产生活，深入人心。透过一个个吉祥纹样，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的生命意识、审美情趣、家国情怀和民族性格。
寓意吉祥的纹样源于中华先民早期朴素的自然崇拜与心理需求的结合。在适应、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人们因对日月星辰、风雨雷电等自然现象不解，遂将自然万物视为神灵，并产生了对自然的敬畏和原始崇拜，于是将祥禽瑞兽、花鸟鱼虫等寓意吉祥的纹样绘、织、染、绣于衣片之上，借此祈求神灵的庇护。这一文化现象随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断衍生、发展，构成了中华民族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世界观。龙凤纹样作为中国传统服饰中的吉祥纹样，深受各族人民的喜爱。各民族依据其文化传统和审美趣味进行加工和利用，并与多种自然物象组合，创造出新的变体纹样。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收藏的清代满族蓝色缂丝金龙云纹夹袍，面料使用缂丝工艺织造，缂织金龙八条，间以如意云、蝙蝠、寿桃、八吉祥等吉祥纹样，织造工艺精湛，纹样造型生动。龙袍下摆装饰山石宝物，立于波涛翻滚的水浪之上，寓意四海之内江山永固、万世升平。与满族龙袍中威严庄重的形象相映成趣，馆藏清代至民国时期的汉族平金银龙凤纹女嫁衣上的龙凤呈祥纹样呈现出一派喜庆祥和的景象。嫁衣上身为青缎平金银迭绣龙凤纹女褂，下装配大红缎平金绣龙凤纹马面裙，左右衣身用金、银线盘绣出龙、凤、鸳鸯、牡丹、莲花、祥云等吉祥纹样，并以门襟为中心对称分布，形成“对龙对凤”的构图样式，华美富丽。壮锦中的龙凤纹在造型上可分为具象型和抽象型，主要有团龙对凤、对龙对凤、双龙戏珠等组合形式，多与其他动植物纹样共同构成完整纹样。壮族民间俗语“十件壮锦九件凤，活似凤从锦中出”，形象地反映出壮族人民对凤的崇拜和喜爱。馆藏广西壮族龙凤狮鹿纹织锦，织造纹样有龙、凤、鸡、狮、鹿等祥禽瑞兽，蓝、绿、红、紫、粉的纹样色彩在橘色底子上尤为醒目。壮族对龙纹样多“以花代珠”，龙凤与花树纹的结合彰显了壮汉民族民间文化的交流交融。在我国各民族服饰中，也存在以鸟代凤的纹样。苗族服饰上的龙鸟纹样灵活多变，龙可与蛇、虫、鱼等动物组合，鸟纹有鱼尾鸟纹、龙尾鸟纹等各种造型，纹饰风格充满古朴、稚拙的美感。馆藏贵州平永样式的百鸟衣，是当地苗族鼓藏节穿着的盛装，衣裳面料为丝绸，后背正中使用蚕锦做底料，其上平绣龙、鸟、凤、鱼、蝴蝶、花卉等纹样，飘带裙摆上还缀有白色鸟羽与薏仁珠饰，仪式感强，装饰效果明显。文字是人类用来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汉字艺术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数千年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各族人民能够以通用的汉文字进行不断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这种高度符号化、形象化的字符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文化认同优势。于是，直接将吉祥、美好的字词语句作为纹样装饰，就成为了中华传统服饰文化的一大特色。据考古资料及文献记载，文字在纺织品上的装饰运用最早可追溯到西汉初期。后经历代传承，特别是明清时期福、禄、寿、囍、财、贵、吉等文字因具有直接抒意的特性，而被各民族作为装饰纹样广泛应用于服饰及纺织品上，如百寿图、百幅图、双喜图等。吉祥文字装饰艺术通俗易懂，直观体现了各族人民的艺术创造力和想象力。馆藏清代汉族石青缎绣“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纹肚兜，面料使用石青色素缎，中心刺绣南极仙翁、鹿、鹤等象征长寿的神话人物及瑞兽，周围平绣“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八个大字，汉字上打籽绣石榴、葡萄、瓜瓞、佛手、葫芦、寿桃等，寓意多子、多福、多寿，纹样与字符的寓意完美呼应。馆藏清代紫色囍字纹暗花绸氅衣，紫色绸料上织“囍”字暗花纹样，衣缘镶饰的黑色缎边及袖口白色挽袖上均刺绣三蓝“囍”字。“囍”是由两个单独“喜”字组合形成的吉祥字符，寓意“喜上加喜”。这件氅衣无论在面料材质、纹样题材、织绣工艺及装饰风格上，均体现出这一时期满汉民族在服饰文化方面的交流融合，这种交融也直接影响了当时民间女性着衣的礼仪风尚和审美取向。土家锦又称“西兰卡普”，意为“花铺盖”。美丽的织锦就像姑娘的脸面，是向亲友展示勤劳聪慧、人品才能的重要方式，更是婚礼时的必备嫁妆。土家族没有本民族的文字，因历史上与汉族接触较早，长期以来多使用汉字。清代“改土归流”进一步促进其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馆藏湖南土家族福禄寿喜纹织锦被，以福、禄、寿、喜等吉祥文字做主纹，填充于菱形几何骨架之中，“卍”字符沿边装饰，并用红绿、蓝黄、蓝白、黑白等对比鲜明的色彩搭配来衬托字符纹样，色彩饱满绚丽。值得一提的是，织锦将字符进行正、反镜像对称的编排设计，强调“以字为画”，赋予吉祥字符更灵活的变化。正是在各民族文化交流交融的过程中，形成了多元融合的民族服饰艺术。在各民族服饰中，人物纹样承载着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和价值取向。传统服饰中人物纹样的题材，主要包括神话人物、历史人物、民俗人物、美人肖像等。人物形象背后的故事，在不同时代背景下始终起到了凝聚人心、促进团结的作用。把历史穿在身上，既是展现文化特色的符号，更将过去与当下的生活相连接，实现人与内心的和谐统一。馆藏汉族蓝色缎五彩绣十二团窠人物纹广袖女袄，就是以唐代人物郭子仪为纹样主题，彩绣十二团窠人物纹样：衣身正中一窠刺绣郭子仪贺寿纹；前袖及底摆四窠刺绣琴棋书画人物纹，通过人物抚琴、弈棋、书写、赏画的场景组合，体现古代文人雅士的清雅品行；衣身后中一窠刺绣夫妻拜寿纹，展现了郭子仪子媳夫妇携手祝寿情景；衣身两肩、后袖及底摆六窠刺绣子婿拜寿纹，纹样人物通过拜送宝瓶、鼎、万年青、石榴、如意穗、官印等不同寿礼引申出“平升三级”“禄位高升”“万年长青”“榴开百子”“岁岁如意”“送印升官”等寓意，表达了人们对儒家传统仁孝美德的赞颂和对英雄人物的褒扬。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苗族服饰中多有人物纹样装饰。馆藏的贵州黄平苗族人物纹童上衣，当地又称“小人衣”或“童衣”。衣身使用数纱绣工艺绣满大小两种人祖纹样，代表护佑家族平安的苗族祖先。人物纹样也是海南黎族传统服饰纹样中最具代表性的题材。在黎族5个方言支系的织锦中多有描绘祖先崇拜、生产生活、爱情婚姻等人物纹样。其中，润方言传统服饰中，祖先形象被创造成几何状人形纹样，并通过大量重复布局来体现黎族人民对祖先的追忆。馆藏海南黎族双面绣女贯首衣裙就是润方言女性的典型服饰，纹样风格古朴，使用双面绣针法绣制，贯首衣上的纹样装饰集中在领口、袖边、衣两侧及下摆等易磨损处，针法细密，在表达装饰意喻的同时也体现出纹样的实用功能。汉族传统服饰中还有一种为祈求子嗣繁衍、生命传承而创造出来的吉祥人物纹样——婴戏纹。馆藏文物中有两件清代百子婴戏纹上衣。一件是红提花绸五彩绣团蟒童子生肖海水纹女袍，通身刺绣婴戏纹50组。童子脚踩盘金花卉葫芦纹样，手持灵芝、桂花、荷花、福字、铜钱、福灯等吉祥物件，神态栩栩如生，活泼可爱。另外一件是花青缎织金百子纹对襟女褂，通身共织成100名孩童，他们或击鼓敲锣、燃放爆竹，或舞狮狂欢、持扇抚琴，还表现了双子戏荷、送官送福等场景。百子纹样间辅以富贵牡丹、喜上眉梢、福禄南山等吉祥纹样。百子纹是表现孩童嬉戏玩耍的纹样，最初来自《诗经》周文王生百子的典故，后演变为寓意百子千孙、家族兴旺的纹样，是民间非常流行的纹样题材，更是明清时期婚嫁用具上约定俗成的吉祥装饰。北京明代定陵中也出土了多件皇后穿用的百子衣，反映了农耕文明社会中各阶层都存在的祈子求福的观念。（本文图片均由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提供。作者：高丹丹、袁宗刚、田辉，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本文刊发于《中国民族》杂志202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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