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发现充分证明，西藏并非是隔绝于世的“文化孤岛”，从人类踏上这片神奇的雪域高原伊始，就始终与外界有着密切联系。
青藏高原虽然自然条件恶劣，但却从来不能阻隔高原上各古代民族与外界交往交流交融的脚步。
他们利用高原上无数“山结”“水脉”之间形成的若干条主要干道和民间小道，充满智慧地选择不同季节，避开风雪严寒，充分利用地形地势和水草分布特点，一直维系着这些通道的畅通，并不断对此进行开拓、改进和完善。
直到如今，在青藏高原形成的主要交通干道，其大体走向、重要关隘等都在很大程度上与这些传统的古道相重叠。因此，我们将这些在高原上形成的交通路网统称为“高原丝绸之路”。
“高原丝绸之路”始终是青藏高原文明融入到中华文明体系强有力的联结纽带。公元7世纪前后，西藏地区各分散的古代部族如女国、苏毗、大小羊同等逐渐为不断强盛的吐蕃所融合，最终形成统一的吐蕃政权。
吐蕃之王松赞干布将都城从山南迁到如今的拉萨（古称逻些），并创立了文字、城堡和地方性政权，通过与大唐和亲、向大唐朝贡，借鉴中原和周边民族的文明成就形成各种制度文化，揭开了高原文明史的新篇章。近年来考古发现的吐蕃时代的各类考古遗存，包括地上文物与地下文物两大类别，重要的有古藏文金石铭刻、古藏文写卷、木牍、寺院建筑、墓葬、石窟寺、金银器、丝织品、佛教造像与绘画作品等不同的门类。通过对这些考古实物的研究，我们可以从中发现，如今藏族文化的许多因素，如藏文文字、宗教信仰、艺术传统、生活习俗、礼仪制度等，在吐蕃时代便开始形成，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更为重要的是，从考古实物材料中还可以提供吐蕃上层在思想文化和制度构建过程中，深受唐代礼制文化影响的大量物证。例如，吐蕃陵墓（俗称藏王墓）取法于汉唐中原陵墓制度，陵墓形制以四方形或梯形的封土形制为贵，可视为汉唐以来中原地区帝王陵墓“方上”之制的直接翻版。藏王墓中设置石碑、石狮等陵园附属建筑，形成与地下陵墓相辅相成的陵园地面标志的做法，也是受到汉唐陵墓制度的影响。至今矗立于拉萨大昭寺门前的唐蕃会盟碑、桑耶寺前的兴佛证盟碑，以及吐蕃藏王墓园中发现的墓前石碑，均具有龟形碑座，这种立碑刻字并使用龟形碑座的做法，无疑也是当时由中原地区传入的。从青藏高原自身所处的地理位置而论，它西北接新疆，与传统的陆上丝绸之路相联系；东连四川、云南，与这一区域内的西南丝绸之路藏羌彝民族走廊等相接；南面和西南与印度、尼泊尔、不丹、克什米尔等南亚国家及地区相毗邻，在河谷峻岭之间有若干条自然通道相通。考古发现的《大唐天竺使出铭》，是唐代使节王玄策奉大唐朝廷之命出使天竺（今印度）的摩崖碑刻，为印证、补充、完善文献史料所记述的中印交通路线和文化交流史提供了重要考古实物。出土的吐蕃时代大量金银器、丝绸、马具、黄金面具、珍宝装饰等，既有东亚大唐文化的特点，也吸收了同时期波斯萨珊、粟特系统和欧亚草原文化的艺术风格与造型，再现了汉唐“高原丝绸之路”上各国使节、商队、高僧、军士、工匠们经由青藏高原频繁往来中原的历史场景。此外，近年来考古发现的位于西藏边境地区古藏文题刻、佛教碑铭、铜钟、佛寺建筑等遗存，也都同吐蕃时期与祖国中原地区以及中亚、南亚的交通线路有关。“高原丝绸之路”对于唐代吐蕃社会和吐蕃文化的形成发展起到了特殊的促进作用。唐代吐蕃之所以很快得以跨越其早期文化发展阶段，与它通过“高原丝绸之路”迅速融入到当时最为重要、发达的中华文明体系当中密不可分，从而加速了吐蕃社会的生产活动由低级向高级、从落后向先进的发展进程。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个历史进程中，与来自其他文明的影响相比较，为吐蕃社会和文化打上了深刻烙印和“文化底色”的，主要是来自唐朝的先进文化，而不是其他文明。唐代吐蕃在哲学、宗教与思想观念等各方面都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吐蕃政权建立之始在文化心理、文化认同和文化选择上都明显地倾向中原。可以说，吐蕃最终融入到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大家庭，是历史长期积淀的结果，更是包括吐蕃先民在内的西藏各族人民经历漫长岁月的历史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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