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是我国历史上由契丹人在北方地区建立的政权。辽神册三年（918年），辽代始建皇都，后改称上京。虽然偏居中国北部草原，但辽代建立者秉持开放包容的姿态，十分推崇中原文化。为适应统治需要，辽代施行“五京制”（分设多个首都管理国家的制度）和“南北面官制度”（按照“以国法治契丹，以汉制治汉人”的原则，对汉人和契丹人实行南北分治），并注重与周边政权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上的交流往来。

辽统和二十二年（1004年），辽与宋达成停战协议，史称“澶渊之盟”。“澶渊之盟”之后，“和平交往”成为宋辽之间的主题。这时，辽政权迫切需要营建一个新的都城，既用于接待宋使，还要满足辽效仿中原都城、承唐比宋的愿景。

▲辽中京大明塔。

辽统和二十三年（1005年），辽圣宗兴建新都。辽统和二十五年（1007年），新都营建完成，“号曰中京，府曰大定”，成为辽代重要的都城，也是众多宋使“行程录”“闻见记”中着墨最多的地方。

辽中京遗址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宁城县天义镇和大明镇境内的老哈河北岸，为辽代五京之一。中京城的营建在因循唐制的基础上又部分效仿宋制，同时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契丹风格，不仅强调功能性和实用性，也注重艺术性和美观性。

辽中京城址布局较为清晰，包括外城、内城、皇城三重城垣，为中轴线对称的“回”字形结构。外城平面为长方形，东西长4200米、南北宽3500米；内城居于外城中央偏北的位置，东西长2000米、南北宽1500米；皇城位于内城北部正中，与内城共用北墙，平面呈正方形，边长1000米。与辽代其余四京相比，辽中京规模最大。

辽中京城址坐北朝南，布局十分规整，从内城几座殿堂的布局，到外城中央大街两侧坊区和廊舍的设计，均显示沿南北向轴线东西对称的特征。三重城垣均在南墙开门，并有贯穿三城南门的中轴线。这些特征具有汉唐时期中原都城的风格，体现了王权的集中和统治者的威严。

《辽史》载，辽中京的修建“拟神都之制”，“神都”即隋唐都城洛阳。整体来看，中京城的营建形制仿自北宋东京（今河南开封），而内部结构又效仿隋唐里坊制度下的洛阳城，中央大街的两侧为市坊建筑，东、西各有四坊，坊与坊之间修有坊墙和坊门，各坊的命名无不具有中原特色。不过，整体风格介于唐宋之间的辽中京，同时也有着鲜明的契丹民族特点，创新性地沿袭了“神都之制”。

辽代统治者非常注重与宋代使臣的交流往来，注重各民族间的交往融合，这一点在辽中京城的设计上有突出体现。经考古发掘，辽中京外城西侧的建筑基址与宋人记载的“大同驿”位置相符，应为接待宋史的大同驿所在。《辽史》亦有记载：“大同驿以待宋使，朝天馆待新罗使，来宾馆待夏使。”此外，辽代统治者在中京皇城内殿的命名上也受儒家思想影响，如：昭庆殿、文化殿、武功殿等，既彰显了极高的文化修养，也方便宋使臣的传述。

辽中京建城伊始，就迁置汉人、渤海人、奚人、女真人等“以实中京”，外城居民复杂的构成使得加强皇城及内城的护卫成为必要。故中京城外城未设马面而皇城设有马面，这也与中原王朝都城形制相似，反映了辽代对中原文化的吸纳与借鉴。

集宁古城遗址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前旗巴音塔拉镇土城子村。古城肇建于金代，金人与蒙古人、契丹人曾在此进行贸易活动。

“集宁”一词最早见于《金史》：“集宁，明昌三年，以春市场置，北至界二百七十里。”金代集宁的前身是“春市场”（榷场，宋辽金元时期设于交界地区的互市市场），金明昌三年（1192年）设集宁县，元初升为集宁路。

▲集宁古城遗址发掘区。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集宁古城地处阴山南部，属草原游牧文化和中原农耕文化的交错带，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自古以来，各民族在此交错杂居，不同风俗、文化在这里聚集、融合、传承。目前考古发现的古城遗址，包括遗址东北部保存较为完整的金代集宁县城址和元代向西、向南扩建的集宁路遗址。

▲集宁古城出土的两系罐。

金代集宁县城垣平面大体呈长方形，北部略宽，南部稍窄，东墙部分已冲毁。考古发现，集宁县城西北角和西南角均建有角台，北墙和西墙各存5个马面，东墙有4个马面，可以确认的城门有西门和东门。

金朝是由女真人建立的政权，统治者仿照唐宋制度，主动接受中原文化，学习儒家文化，在地方上大力弘扬儒学。金正隆元年（1156年），海陵王完颜亮下令在各州县修建文宣王庙（孔庙）。

此外，金代统治者大力发展榷场，鼓励各民族间的商贸往来。在集宁古城遗址衙署西南约150米处发现的窖藏，曾出土精美的印金织物及文书、玉器、银器、瓷器、漆器等遗物。丝织品上“府吏刘”“年甲子”“府”“知事”等字样，反映出金代集宁县的春市场较为繁荣，农业生产、手工业制造和贸易往来形成一定规模，是各民族交流往来的写照。

元朝集宁路城址是七横六纵街道分割开的街区，城内的主要街道布局采用“丁”字形相交，其余街道则是规模不同的十字街，这种规划方式明显具有唐宋城区风格。隋唐时期，长安、洛阳城大型里坊内部以十字街分为四隅。北宋开始流行一种主街和小街均为“丁”字形的新型城址。集宁路“丁”字形主街城址布局，应是隋唐四门十字街城址到宋元丁字街城址的过渡。

集宁路城内的主要建筑是位于城北部偏西的一处纵长方形院落，该院落四周建有围墙，四角有角台，南墙正中开有一门。院内有一“工”字形大殿建筑基址，应为衙署所在地。隋唐以来的中原地方城市，衙署多建在城内西北处。宋元时期，中原北方地区也多将衙署建在西北隅，或是选择城内地势较高的区域。集宁路西北高、东南低，衙署遗址位于城址北部偏西处，占据城中地势较高区域，处在丁字街口北，交通便利，位置优越，有利于掌控全城。考古学者认为，这一衙署的选址是对北宋东京开封内城布局的模仿。

▲金集宁县西门瓮城与元代房址。

元代，因交通发达，区位优势明显，集宁路很快成为由中原通往漠北的交通枢纽和贸易中转站。在集宁路古城的中心地带，考古工作者发掘出一处较为完整的市肆遗址。房址分布在十字街道两侧，临街房屋呈格栏式布局。据推测，临街房屋可能为居住、交易场所，里侧的房屋则为作坊或存放物品之地。集宁路古城中市肆遗址位于直达西城门的十字通衢两侧，处于城市的居中位置，充分说明元朝对集宁路古城商业贸易功能的高度重视。

随着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集宁路逐渐发展成为草原丝绸之路东段上的一个重要节点。

元上都遗址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上都镇，坐落于“六月似秋时”的金莲川草原。城址北依龙岗山、南临上都河，史籍赞其为“龙岗蟠其阴，滦水经其阳，四山拱卫，佳气葱郁”。作为元代“夏都”，元上都的整体规划体现了我国古代“惟王建国，辨方正位”的都城设计思想和游牧民族开放自由、尊重自然的文化传统，是各民族文化交流与融合的有力见证。

▲元上都遗址皇城东墙。

元上都是元朝历史上建造时间最早的都城，分为外城、皇城、宫城三重城垣。外城围绕皇城西、北两面，以皇城东、南墙延伸而成，墙体由黄土夯筑。

皇城平面呈正方形，墙体分层夯筑，内外以自然石块包砌。墙外各筑6个马面，四角筑有角楼，角楼与城门内侧筑有登城踏道。

宫城位于皇城北部中央位置，与皇城呈“回”字形布局，平面呈长方形。墙体分层夯筑，内外以青砖错缝填浆包砌，四角有角楼基址。

元上都的营建基本沿袭中原都城的形制，三重城垣布局、中轴线对称“回”字形结构是其典型特征。皇城内以南北向街道和东西向街道相交形成十字街，宫城主要街道为连接东、西、南门的丁字街。这两种街道的设置，是对唐宋城市布局的继承。宫城内散布43处宫殿基址，正中的大安阁是将南宋汴京熙春阁拆卸后运至上都复建而成。

▲元上都宫城出土的汉白玉龙纹角柱。

作为元朝的开国都城，元上都的建筑形制符合中原传统价值观中“面南而王”“以中为尊”的礼制文化，同时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建筑也不乏见。史籍中记载的棕毛殿，也就是失剌斡耳朵，广可容千人，建筑形制、材质都沿袭了蒙古族穹庐建筑的风格特点。不过，其规模、用途等各方面，都已经宫廷化、城市化，这也是文化上兼容并包在元上都的体现。

元代继唐宋之制，立庙祀孔，发展儒学，传承中华道统，以儒治国。位于元上都皇城东南角的孔子庙，建于元世祖至元二年（1265年），分前后两殿，外有围墙。孔子庙西侧还建有房舍，以接待前来学习的各族学生，表明元朝对孔子的尊崇。此外，皇城西北隅的乾元寺，东北隅的华严寺，西南部的开元寺、回回寺，小西门内的长春宫以及宫城内的帝师寺等，表明元朝开放、包容，形成了多种宗教和谐并存的的景观。

费孝通先生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指出，在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中，少数民族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历史上各少数民族不断迁入中原，为汉族输送了新鲜血液，汉族同样向周边迁徙，融于当地民族，充实了少数民族群体。各民族交融互动，共同构成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

如今，在我国北方辽阔的草原上，一座座沐浴千年风雨的古城，因历经沧海桑田、岁月更替而更显从容深邃，为研究和阐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生动而坚实的实物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