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5年4月27日，我的祖父马叙伦出生在杭州。他出生时，家道已中落，懂事后所见，是他的父亲、我的曾祖父夜以继日地为人书写条幅、扇面，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在祖父4岁时，曾祖父便为他请了破蒙老师。发蒙后，祖父开始学习《小学韵语》等。他聪明好学，善思强记，赢得了曾祖父和老师们的赞扬。然而幸福的童年转瞬即逝，我的曾祖父日夜持筹握笔，劳累咯血而死。从此，沉重的家庭负担压在曾祖母的身上。于是11岁时，祖父就被托付给曾祖父远在苏州的友人。此间，他开始接触《论语》《孟子》等书，对历史和文学知识产生极大的兴趣。13岁时，祖父由他的叔父接回杭州，因请不起老师，就到免费的义塾学习。祖父对知识如饥似渴，但对传统教学的死记硬背深感乏味。戊戌变法后，杭州有了新式学堂，祖父进了养正书塾读书。在这所学堂里，他连续升班，很快成了班中“翘楚”——特班生，而且有幸做了著名历史学者陈介石的学生，深得陈老师喜爱和器重。

八国联军入侵，国家生灵涂炭，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少年祖父流泪痛哭。在陈老师的指点下，他先后阅读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孟德斯鸠的《法意》、卢梭的《民约论》，开始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也开始寻找志同道合的革命者，与同样成绩优异的特班生汤尔和、杜士珍成了知己。他们相约毕业后去日本学陆军，以展革命之志。但在毕业前，祖父和杜士珍因卷入一场由反对骄横跋扈的学正而引发的学潮被校方开除，赴日留学成了泡影。

因为家贫，为了生活，祖父不得不到上海谋生。从此之后，他一步步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奔走呼号、血染衣袍，执着、坚定，不计生死、一往无前地探寻着救国救民的真理。

1902年夏天，刚满17岁的祖父到了上海，在维新派蒋观云任主编的《选报》供职，得到该报资方赵祖德的赞赏，不久应其邀请筹办《新世界学报》。祖父把恩师陈介石请来主持办报，并和汤尔和、杜士珍编辑撰文，《学报》带上了革命色彩，风行一时。办报使祖父比较广泛地接触了社会，除接触当时的革命党人、维新派人物外，还接触了因反清而被害者的家属。当时的上海，维新派云集，活跃着很多革命党人。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和活动，经常通过革命党人在日本出版的刊物介绍进来。祖父读了很多进步书刊，深受日本人著《孙逸仙》一书的影响，决心追随孙中山。当时，除了文字宣传外，上海的革命党人还常在张园集会，抨击清朝政府，倡导社会革命。祖父积极参加这些爱国活动，常与他们讨论国是，受到许多教益。

1909年9月，陈介石当选为浙江咨议局议长。祖父应陈介石和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之邀，回杭任两级师范学堂教员，并兼职《浙江日报》社论主笔和咨议局职员。除忙于教学，祖父还积极参加杭州的秘密革命组织在西湖白云庵、三潭印月等处的集会，讨论革命的理论和实际斗争问题，还参加柳亚子等发起组织的南社，结识军界人员，努力积蓄革命力量。

之后，他曾为商讨革命，赴日拜访章太炎。从日本归国后，又积极投身护路运动。武昌起义爆发后，他暗地征得陈介石同意，计划以维护治安为名，成立民团，以便武装起义。

清廷统治被推翻后，祖父认为中国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结束，共和已经建立，革命已经成功，应该让学有专长的人去担任建设中华民国的重任。所以，他辞去浙江印铸局局长的官职，应汤尔和校长之邀赴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任教，又兼任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想从此致力于书法和文字学研究，培养人才，办好教育。

就在祖父埋头致学时，窃取临时大总统职位的袁世凯却积极筹备复辟帝制。眼见辛亥革命成果被吞噬，烈士的鲜血和人民付出的代价将要付之东流，祖父极为愤慨和痛惜，每日关心着形势发展，暗自进行反袁的准备工作。他代廖容拟讨袁檄文，支援云南蔡锷“护国军”的讨袁义举；他还设法营救过反袁的猛将章太炎，力劝其结束绝食。就在袁准备“登基大典”前，祖父辞去北大和医专的教职，以示抗议，当时，北京、上海报纸都对此做了特别报道，影响很大，祖父被时人称为“挂冠教授”。

1916年，袁世凯病亡。1917年年初，祖父应蔡元培之邀，回北京大学任文科教授，讲授和研究老庄哲学，撰写了《老子校诂》《庄子义证》等，在国内外学术界都很有影响，被誉为“中文系台柱之一”。然而，五四爱国学生运动的爆发，让祖父毅然放下兴趣正浓的学术工作，全力投入新的斗争之中。那时，北京中学以上的学校成立了教职员会联合会，推选康宝忠为主席，祖父任书记。后康宝忠病逝，祖父兼任北京大学教职员会和北京教职员会联合会主席，与马寅初、李大钊等代表全心倾注在挽蔡斗争（1917年7月，张勋复辟，蔡元培离校）和支持学生运动上。为营救被捕学生和请回蔡元培校长，祖父率20名代表，多次去教育部交涉，广泛争取社会舆论声援。军阀政府迫于社会压力，释放了被捕学生，并表示催促蔡元培返京复职。五四运动的实践，使祖父认识到，推翻清王朝，打倒袁世凯，救国大业仍未完成，中国的未来仍任重道远。

1922年9月，北京政府改组，汤尔和任教育总长，任命祖父为教育次长。任职不足四月，因内阁集体辞职，祖父又回北大任教。此时，中国共产党已诞生一年多。有了共产党的领导，革命形势迅速发展。

冯玉祥北京政变后，祖父第二次任教育次长。不久，段祺瑞做了中华民国临时执政，祖父征得了李大钊等人的意见，认为：“教育部关系很大，我们不应放弃，何况孙、段是有合作默契的。”因而做了代理部务。但是，他革新教育的理想，在段祺瑞政权下，只能是泡影。在这期间，北京医专、美专等校发生了几次学潮。祖父爱护进步青年，注意掩护共产党人，不给军阀政府以制造事端的借口。教育部曾得到一份密件，其中，引内务部的情报，说“共产党首领李寿长在各校活动”，咨请教育部马上查办。祖父意识到，“李寿长”即是“李守常”的讹音，甘冒风险，当即将咨文压下，并急速密告李大钊迅速转移，使他得免于难。

1924年年底，孙中山为了与段祺瑞商谈召开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扶病至京。祖父对孙中山非常敬仰，寄予深切希望，前往车站迎接。路上，见青年学生络绎不绝涌向车站，市民也挤向正阳门前迎候。民心所向，使祖父更增加了革命的信心。然而，孙先生次年三月即逝世。祖父悲痛万分，亲书挽联以寄哀思，并赋七律一首追怀先生：

先生毕竟是人豪，

天下为公字字敲。

思想每随时代进，

坚贞不为大风挠。

奔走卌年余薄产，

缠绵一病返天曹。

使公今日犹操国，

郭李勋名未足高。

这首诗不独是对孙中山先生一生的评价，也是祖父个人心志的流露，“思想每随时代进，坚贞不为大风挠”亦是祖父为自己定下的人生航标。不久，祖父愤然辞去教育部职务，再次回北大任教授。

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消息传到北京，祖父当即联合各界人士组成五卅惨案后援会，他担任主任，亲自发动了北京英国公使馆的中国工人和职员罢工，并直接威胁到日本公使馆。这些爱国活动，引起亲日的段政府不满，指派特务每天跟踪祖父。“三一八”惨案后，张宗昌、张作霖、吴佩孚等各派军阀陆续进入北京，以“扑灭赤化”为名，更加疯狂地镇压革命群众。

血的事实和之后又发生的许多事情，使祖父开始认识到，新军阀与旧军阀是一丘之貉，蒋介石政府仍是黑暗的王朝。他毅然辞官，回到杭州。

1931年1月，祖父又一次应邀到北京大学任教。教学之余，继续从事中断了几次的《说文解字六书疏证》撰著工作。然而，“九一八”事变爆发了。再一次目睹外敌入侵、国土不断沦陷的祖父，面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和人民惨遭蹂躏的惨状，痛心疾首，毅然决然地投身到抗日救国的洪流中并不再参加国民党组织的活动。秘密传来的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的消息，让他感到抗日有望。

1935年夏，何应钦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达成撤退驻冀中央军和东北军，取缔一切抗日团体和活动的协定。闻知国民党政府签署了卖国的“何梅协定”，祖父拍案而起，他认识到：“这哪里是协定，只是日本帝国主义向蒋介石下的一道命令……蒋介石对日本帝国主义竟甘心恭顺到这个田地。”同年8月，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号召“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祖父读到秘密传来的《宣言》后，犹如在难明的长夜里看到了曙光，非常兴奋。两相对比，祖父更加坚定地站到了中共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边，并加紧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后来，他当选北平文化界抗日救国会主席，积极发表抗日宣言，号召“华北的民众，全国的民众，起来，赶快起来！抵抗敌人的侵略，挽救我们的国家，收复我们的失地，争取我们的自由！”

1936年秋，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影响下，全国各阶层人民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越来越高，但蒋介石仍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为扩大反蒋抗日力量，中共党员和爱国人士王昆仑等在南京积极活动，祖父也积极参与其中。西安事变前后，祖父受中国共产党的委托两次入川，劝说四川军阀刘湘采取反对内战、团结抗日的立场，减少了川军对红军和张学良部队的威胁。

在艰难的抗战过程中，面对昔日好友、今日已不再同道的汤尔和的“真诚相邀”，面对当年自己的学生陈公博的“特别关照”，祖父都严词拒绝，铁骨铮铮，表现出了崇高的民族气节。

十四年浴血，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抗战的胜利。“喜动衰颜自觉狂”的祖父向往和平与民主，盼望中国从此走向强国富民之路，但残酷的现实很快打碎了他的梦想。为了维护独裁统治，蒋介石政府再次向自己的同胞挥舞起屠刀。祖父激愤不已，再次义无反顾投身到反对内战、争取和平，反对独裁、争取民主的革命洪流之中。

1945年12月30日，以马叙伦、王绍鏊为代表的一批上海文化教育出版界和工商界进步人士一起组织成立了中国民主促进会，开始为和平民主奔走呼号。1946年6月23日，正当中共代表团在南京与蒋进行最后一次和谈时，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公推马叙伦、雷洁琼、阎宝航等及两名学生代表去南京呼吁和平。当到达下关火车站时，国民党特务暴徒大打出手，诸多代表身受重伤，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下关事件”。与国民党对代表大打出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关心关切。在得知消息后，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连夜赶到南京中央医院（分院）探望慰问。面对周恩来“你们的血是不会白流的”的铿锵话语，祖父非常动容，坚定地说：“中国的希望只能寄托在你们身上。我过去总劝你们少要一些兵，少要一些枪支弹药，看来你们的战士不能少一个，枪不能少一支，子弹不能少一粒。”毛泽东、朱德等纷纷从延安打电报慰问。这件事进一步坚定了祖父以及各界人士团结一致加强斗争的决心。

此后不久，蒋介石终于撕下了假和平、假民主的伪装，疯狂镇压爱国民主运动，封闭了民主报刊，残杀爱国民主人士。1947年7月，李公朴、闻一多相继被害，祖父毫不退缩愤怒声讨：“革命者是杀不完的，他好像春天的草，生生不绝，而且更行更远还生。”“我们决不灰心，我们一定跟着两位烈士的血迹前进！”他十分愤慨，明确指出“重开内战的责任完全在蒋介石国民党和美帝国主义身上”。他以大无畏的精神警告国民党反动派“我的历史一部分和李、闻两先生相同，我自然预备着接受一颗子弹，但是我也预备还他一个原子炸弹”。面对国民党反动政府一系列的残暴罪行，祖父从心里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国真正的希望所在。

烈火炼真金，在激烈的斗争中，民主和反民主的阵线也越来越分明。面对国民党企图借“第三方面”力量孤立共产党的阴谋，面对张东荪等人公开主张有一个“第三方面力量”的“中间路线”，祖父严正提出：“国民党政府在制造分裂，准备分裂，我们必须赶紧阻止他。”他宣布，民主促进会是不会参加“第三方面”的，中国共产党是“民主阵线有力的前锋部队”。祖父坚信，中国民主革命的大业只能依靠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群众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