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的重庆虽然物资匮乏，但文化生活却十分丰富，文艺家们常常举办专场演出或个人作品展览。一次，国民参政会第二届参政员沈钧儒的三子沈叔羊在夫子池的“新生活运动委员会”展览馆举办个人画展，既是画品展出，也作现场销售。其中一幅画取名为《岁朝图》，画中有腊梅、天竺子、花生、黄豆芽，还有一瓶茅台酒。

中华职业教育社负责人黄炎培，与沈钧儒是江苏同乡，更是志同道合者。好友的儿子办画展，他当然要前往参观。黄炎培在《岁朝图》上看到茅台酒，突然回想起早年上海国民党报纸报道红军长征过贵州占领茅台镇时战士们以酒洗脚（实际上是以酒疗伤）的事，就询问沈叔羊能否在他的画作上题写一首诗。书画作品但凡有名人在上面题跋，称之为“添香”，作品身价倍增。沈叔羊欣然答应，并为黄炎培研墨。黄炎培思索片刻，提笔写下一首七绝：“喧传有人过茅台，酿酒池中洗脚来，是真是假我不管，天寒且饮两三杯。”讽刺了国民党对红军的讥讽。

而这很快引来了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关注。当时，南方局文委一直重视文艺界动向，沈叔羊的画展自然也是其中之一。工作人员参观画展后向周恩来汇报了两个情况：一是国统区已知红军长征的事情，二是画作上有黄炎培的题诗。

周恩来听到第一条，哈哈大笑；听到第二条，马上严肃起来，立即指示工作人员，带钱去买下这幅画。其时南方局经费拮据，花钱去买一位小画家的作品，大家都不理解。周恩来说，这幅画与两位重要民主人士有关。沈叔羊的《岁朝图》就这样被南方局收购，送往延安。

1945年夏，为推动停滞中的国共和谈，黄炎培与其他5名参政员一起飞赴延安。毛泽东率领几乎所有中共领导赴机场迎接。如此高规格的接待，令黄炎培感动。然而，更令他动容的是，当他走进毛泽东的会客室时，第一眼就看见了《岁朝图》，看见了自己的题诗。他明白，共产党人是真心拿他当朋友，所以直言贡献了论执政党的“周期律”（黄炎培在延安考察时，向毛泽东提出中国共产党能否跳出历史上“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律，毛泽东则称已找到新路，即民主——编者注）。黄炎培是民盟的创始人，在与中共“共进退”的主张上，他和张澜是一致的，因而水到渠成，也就有了民盟日后拥护“五一”口号之举。

若干年后，国民党中统负责人徐恩曾在他的回忆录中专门提到关于这幅画的故事，除大骂手下人是饭桶外，还由衷感叹道：“周恩来搞统战，犹如水银泄地，无孔不入。细数吾党同仁，难有与其相匹敌者也！”

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巨子康心之的女儿康靓，受抗日救亡运动影响，在女子师范学校加入了中共地下党，并坚决要求去陕甘宁边区，但被父亲康心之拒绝。多次协商不成，康靓于1938年6月私自离家奔赴延安。康心之只得亲自去拜访周恩来，请求帮忙寻找女儿。

当时，康家四兄弟在重庆势力很大，老大康心孚是老同盟会员；老二康心如是四川“美丰”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重庆市临时参议会议长；老三康心之是四川省银行总经理、中央银行顾问；老四康心远是“宝丰”公司总经理。康家和许多国民党党政要人及地方实力派多有往来。事关统战大局，周恩来十分重视，答应了康心之。

却说康靓到延安后改名为康岱沙，进抗大和中央党校学习一年多，进步较快，打算一辈子留在那里干革命。不料，邓颖超找到了她，与她亲切交谈，告之康心之多次去找周恩来和林伯渠，称思女心切，要求把康岱沙送回重庆。康岱沙听后表示绝不走回头路。邓大姐告诉她，如果她回重庆去，通过家庭成员、社会关系，多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就可以动员更多的人加入到抗战的队伍中。康岱沙恍然大悟，立即给家中写了信，还附上了一张近照。

1940年4月，周恩来到延安公干，返渝时带上了康岱沙。途中，他专门抽时间与康岱沙谈话，分析重庆的统战对象，他指出，对国民党元老、地方实力派和某些工商业者，不仅要看到其腐朽的一面，同时要看到其抗日的一面。比如，民族资本家剥削工人，过着资产阶级的生活，但他们还是要抗日的，愿做爱国的企业家和生意人，可以为抗日作点贡献。他还指导康岱沙如何运用区别对待、利用矛盾等方法做这些人的统战工作。周恩来特别叮嘱康岱沙不要暴露共产党员身份，甚至对她的父亲、亲友可能提出的问题，以及在新环境中可能遇到的问题，都作了设想。为了防止家人催逼康岱沙结婚，周恩来还教她，回家后先把中耳炎治好，再向父亲提出要继续读书，争取考上大学。

回到重庆第二天，康岱沙在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脱下了八路军军装，换上了周恩来让人事先为她准备的旗袍，邓颖超等还帮她作了一番打扮，使她重新变成大家闺秀的模样。随后，周恩来和邓颖超又一起陪她驱车前往市中区领事巷，康心之的公馆就在那里。

离家两年的康岱沙，突然出现在康公馆，令康心之喜出望外。他对周恩来千恩万谢，说自己过去不了解共产党，现在知道共产党最讲情义。他见女儿言语恭顺、衣着光鲜，十分高兴，连续几天专设家宴，广招亲友庆贺。康心之是陕西人，国民党监察院院长于右任，驻苏大使邵力子，以及西北军将领高桂滋、邓宝珊和其他一些西北籍人士便常到康公馆聚会，讨论局势，针砭时弊。康岱沙留心他们的政治态度，讲述自己在延安的见闻，对他们施加积极影响。

周恩来也时而上门小坐，畅谈时局，晓以大义，使康心之逐渐觉悟。康岱沙后来回忆：“周恩来同志非常重视做我家的工作，他常常派人送或寄来材料，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有时，亲自利用和工商界座谈的机会，同每个成员接触、交谈，耐心而深入地做思想工作。另外也派我回家做些工作，好从侧面了解国民党内有关情况和统治阶级内部关系，其中有些第一手材料可能有助于判断形势，制定政策。”“恩来同志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得出了一些具体的数字，利用开座谈会的机会，列举事实，有力地揭露国民党政府对民族经济的敲诈勒索，用材料和数字说明事实真相。这种有理有据的谈话，使得我父亲等人对恩来同志和我党十分钦佩和信服。在家人聚会时，谈起恩来同志常常是赞扬不已，心服口服。”当时，康公馆逐渐成为中共中央南方局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一个重要据点。1941年民盟组织成立后，康心之几次把自己的公馆借给民盟开会或举行活动。为了感谢延安方面对女儿的培养，康家向陕甘宁边区运送过7卡车物资，还两次捐款数千元赞助抗大、陕北公学和女子大学，受到延安方面的好评。

后来，因康岱沙在成都光华大学读书时曾被国民党特务抓捕，并有再次被捕的危险，周恩来考虑再三，决定将她再次送到延安去，并向康心之说明了情况。康岱沙临走前，周恩来特地安排让康心之到红岩村看女儿。当时，汽车不能直接开上红岩村，周恩来便让办事处专门准备了一乘滑竿，将康心之抬上了山。那天，周恩来因在城里参加国共谈判，遂委托办事处处长钱之光接待了康心之。康心之这次不再阻拦女儿去延安了，还托女儿带了两条“三五牌”香烟，请她转交给毛泽东。

新中国成立后，康心之被安排为重庆市各届人民代表大会议代表，他积极拥护公私合营，将煤矿等资产、领事巷10号私宅无偿捐给人民政府，搬到北京史家胡同57号居住。在周恩来的关心下，1956年，康心之当选全国政协委员。当时国家对资本家实行赎买政策，按月发定息，所以康心之拒收全国政协每月给他的200元补助。他在自己的文稿中写道：“心之以领定息足以生活，对全国政协每月致送二百元婉辞拒收，为国家点滴节约。”

致公党领导人之一黄鼎臣，曾留日学医，抗战时期在重庆挂牌，医术高明，门庭若市。一些达官贵人欲以高薪聘他去做家庭医生，被他谢绝。而当新华日报社聘请他为医药卫生顾问时，他却不怕戴上“红帽子”，毅然答应。原来，黄鼎臣是在大革命时期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后因联系人被捕失去组织关系，但他并没有彷徨气馁，仍自觉地为党服务。

从此，黄鼎臣常到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新华日报社和周公馆出诊，给共产党人看病，有机会见到周恩来和其他南方局人员。他挂上听诊器时是医生，摘下听诊器时则成了学生。他津津有味地听周恩来讲时事政治，从中汲取进步思想的营养，以充实自己的人生观。

南方局党组织也注意团结黄鼎臣，指定许涤新负责与他联系。当时，陪都各界人士常到天官府郭沫若家去聚会，讨论抗战形势，寻找民族前途，黄鼎臣也是座上客。聚会中，只要周恩来到场，气氛就异常活跃，他对各界人士一视同仁，推心置腹。给黄鼎臣印象最深的是，周恩来对不同意见从不强词夺理，而是通过透彻的分析讲清道理，使大家心悦诚服。他的精辟阐述，给在夹缝中求生存、求发展的各界进步人士指明了方向。黄鼎臣回忆说：“周恩来同志在重庆负责南方局工作，从不放过任何同党外人士接近的机会。有什么事情，他都向党外民主人士通报，找大家商量。”正因为如此，党外民主人士对周恩来都敬佩有加，言听计从。

周恩来勤于交友，真诚待人。在黄鼎臣的记忆中，一次，周恩来在郭沫若家召开座谈会，其间，大家品尝到了周恩来带来的“小礼物”——用延安带来的小米和红枣熬成的甜粥。一时间，大家心里都甜甜的，暖暖的。

1949年6月15日，黄鼎臣作为中国致公党的代表，赴北平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当时住在北京饭店。周恩来常到饭店看望大家，有时召开座谈会。政协会议筹备工作由周恩来亲自领导，他善于把各方面的意见归纳起来，有道理则采纳，不恰当的就加以引导，使会议文件为各方面所接受。黄鼎臣认为，“致公党能够走向革命，成为爱国民主统一战线中八个民主党派之一，是与周恩来的支持帮助分不开的。”

沈钧儒是有名的救国会“七君子”之一，曾被国民党拘禁，1937年夏获释，卜居南京。一天，国民党立法院秘书长梁寒操以中苏文化协会的名义举行茶话会，邀请沈钧儒出席。就在这次茶话会上，沈钧儒第一次见到了神交已久的周恩来，他们除倾心交谈外，还约以后相会。宁、沪失陷后，沈钧儒与周恩来在武汉又有多次接触，政治态度日益进步。

1938年10月武汉弃守，周恩来和沈钧儒都到了重庆，见面的机会更多了。当时，各民主党派人士常到上清寺“特园”聚会，议论时局，针砭时弊。中共中央南方局负责同志也常去那里，通过座谈团结各阶层爱国民主力量，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周恩来每次去“特园”，都要与沈钧儒交谈，征询他对时局的看法，并阐明共产党的主张。而沈钧儒则主动谈起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的情况，并就教于周恩来。他们互相尊重，礼尚往来，如忘年之交。

1943年12月21日是沈钧儒的七十大寿，南方局决定借祝寿之机，吸引和团结各界爱国人士。但为了隐蔽，表面上由重庆文化界、妇女界和法学界出面发起。是日，有关方面包下“百龄”餐厅，举行盛大茶话会。民主人士沈钧儒、郭沫若、史良、李公朴、陶行知、张申府、黄炎培、柳亚子、梁漱溟、章伯钧等人到会，国民党爱国将领冯玉祥、李济深也来了。共产党方面前来祝寿的，有周恩来、董必武和邓颖超。

陶行知首先致词，在于右任、邵力子和郭沫若讲话后，董必武代表中共讲话，他说：“记得我们还在长征途中时，就听到沈先生及救国会邹韬奋诸位先生提出的抗战、团结、民主的主张。我们赞成这个主张。”听到此处，周恩来带头鼓了掌。

1944年11月，因公暂时离渝的周恩来，时隔数月又来到重庆，并参加了郭沫若欢宴柳亚子的集会。集会后，沈钧儒喜而作诗云：

经年不放酒杯宽，

雾压山城夜正寒。

有客喜从天上至，

感时惊向域中看。

新阳共举葡萄盏，

触角长惭獬豸冠。

痛笑狂欢俱未足，

河山杂沓试凭栏。

诗中的“有客喜从天上至”，指的就是周恩来从延安乘飞机到达重庆。沈钧儒寓情于诗，通过对周恩来的热情欢迎，来表示对中国共产党的爱戴。

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到重庆参加国共和谈，这期间，周恩来陪同毛泽东与沈钧儒等民主人士见面。国共和谈破裂后，周恩来奉党中央电召返回延安。临行前，他把中共代表团在上海、南京的办事处的住房委托中国民主同盟代管，亲自把钥匙交给沈钧儒，还将放在马思南路中共代表团客厅里一把配有木架、玻璃罩的淡绿色瓷如意赠给沈老，表达对其的莫大信任。

新中国成立后，沈钧儒出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还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由于工作上的关系，他与周恩来晤面的机会就更多了，而沈钧儒对中国共产党的忠诚和爱戴与日俱增，他曾说：“我很想再活20年，做个光荣的共产党员，可是，恩来先生说我留在党外能起着更大的作用。那么，我只好服从党的决定，做个非党的布尔什维克了。”

1938年初，平、津、沪、宁均已失陷，国民政府西迁，武汉一时成为抗战中心。为接洽和商谈贷款及扩建事宜，重庆华西兴业公司经理胡子昂四次乘水上飞机前往武汉。

大敌当前，爱国的民族工商界人士都希望为抗日尽一己之力，探寻一条救国救民之道。经《新蜀报》总经理周钦岳介绍，胡子昂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在八路军办事处简陋而整洁的会客室里，周恩来侃侃而谈，讲述了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方针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他号召四川各界人士支持国共合作，反对分裂，坚决将抗战进行到底。周恩来的一席话，使胡子昂明白了不少抗战救国道理，大有顿开茅塞之感。特别是周恩来那谦虚谨慎、平易近人的作风，给胡子昂留下了深刻印象。

武汉失守后，中共中央南方局迁到重庆，胡子昂有机会多次见到周恩来。一次，胡子昂到白象街出席工商界爱国人士座谈会，周恩来应邀来作报告，一进门就招呼胡子昂并对大家说：“我跟胡先生是老朋友了。”会上，胡子昂亲耳聆听了他激动人心的讲话。周恩来针对国民党加紧对民族工商业的压迫和对人民群众的肆意掠夺，列举了当时国民党政府每年出口猪鬃、桐油、生丝等所换取的外汇金额，均以法币向工商界结算，私肥了官僚资产阶级，却使民族工商业蒙受了巨大损失的情况，并深入浅出地进行了揭露与分析，使包括胡子昂在内的工商界人士深受感动，并对周恩来表示由衷钦佩。

当时，重庆工商界知名人士胡厥文、刘鸿生、李烛尘、章乃器、吴蕴初、吴羹梅、胡西园、胡子昂等常去上清寺“特园”议论时局。而只要周恩来一到场，气氛就格外活跃。周恩来在“特园”发表的讲话，爱国主义的主题十分突出。他说，民族要独立，国家要富强，工商业家要努力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此后，胡子昂先后又担任了重庆自来水公司经理、兴业公司总经理、四川省建设厅厅长、重庆华康银行董事长等职务。他的政治觉悟也不断提高，与志同道合者一道酝酿组织中国民主建国会。

1945年10月，周恩来应西南实业协会邀请，出席“星五聚餐会”作演讲。针对抗战胜利后的时局，他全面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政策，提出希望民族资本家要有远见，同中国的广大劳动者一道，共同奋斗，争取和平与民主，以求中国工商业的发展。他说：“中国不但要政治民主，经济上也要民主。工商界应推代表参加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决定施政纲领和修改宪章。”

共产党是反对官僚资本的，周恩来的话，胡子昂听得入脑入心。由于多次聆听周恩来亲切而深刻的教诲，又受到董必武、吴玉章、许涤新、徐淡庐、彭友今等同志的热情帮助，以及现实斗争的教育，胡子昂逐渐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华民族先进力量的代表，可以而且应该由中国共产党及其所代表的中国无产阶级来领导全国人民去与一切黑暗反动势力进行斗争，并且一定能最终取得彻底的胜利”。于是，他丢掉了对国民党当局的幻想，更积极地参加爱国民主运动、支持中国民主同盟的革命活动、参与筹建中国民主建国会，利用自己在重庆市参议会和工商界的地位与影响，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

1949年夏，胡子昂应中国共产党的邀请，从香港绕道到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到北平后，周恩来在百忙中亲自接见并告诉胡子昂，全国的解放已为时不远，全国解放以后，整治国民党留下来的烂摊子，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新中国，一定会遇到很多困难，但这是胜利中的困难，是完全可以克服的。他说，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建立新中国，更需要依靠同各方面朋友的亲密合作，共同努力。他对胡子昂能够下定决心、不顾危险、克服困难，在党的地下工作者的帮助下到达北平感到高兴，表示十分欢迎，并勉励他为祖国多作有益贡献。此次接见，胡子昂特别兴奋和感动。政协会议结束后，他有幸参加了开国大典，当亲耳听到毛主席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时心情无比激动，“决心跟着共产党永远走下去”。

新中国成立不久，周恩来建议胡子昂回渝工作。胡子昂欣然接受了党中央的派遣，回到刚解放的重庆，先后担任市工商联主任、市政协副主席和副市长，为建设人民的新山城做了大量工作。20世纪50年代中期，胡子昂调京，历任全国工商联主任委员、民建中央副主任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胡子昂曾在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周恩来同志是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最杰出的倡导者和最优秀的实践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