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景耀（1905—1976）是民进创始人之一。著名社会学家、犯罪学家，中国犯罪学的开拓者。曾任燕京大学政治系主任，民进第一、二届理事会常务理事，第三届中央理事会常务理事，第四、五届中央委员会常委。

严景耀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犯罪学家、社会学家，其夫人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著名社会学家、法学家、社会活动家雷洁琼。严景耀是一名脚踏实地的学者，却又不仅仅是苦守书斋的学者，他一生的经历和思想，与中国共产党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早期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接触

1930年8月，严景耀来到芝加哥大学攻读犯罪学博士学位。在不断加强专业学习的同时，严景耀开始了人生中的第二个主题，即走出书斋，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在异国他乡他的民主主义思想也开始萌芽。

芝加哥这所城市有着光荣的工人运动历史，也是“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发源地，在这里也建立起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在芝加哥大学学习期间，严景耀认识了中国共产党在美国的负责人徐永英和冀朝鼎，并与他们成为好友。在这两位中国共产党人的影响下，严景耀白天在芝加哥大学学习，晚上上工人夜校，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和俄文，同时还参加了美国芝加哥市的反帝大同盟活动。3年多时间里，严景耀不仅在专业的学习上，而且在思想上，也得到了深刻的发展和巨大的提升。他的民主主义思想以及抗战后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除了日后受夫人雷洁琼影响外，也是与芝加哥大学求学期间所参加的社会活动分不开的。

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严景耀没有选择留在美国，他所关心的是当时中国千疮百孔的社会问题，而不是为了追求个人的待遇和生活。1935年初，严景耀又转入莫斯科中国问题研究所，结合自己的所学知识，在苏联从事中国问题的研究工作，时间大约为5个月左右。此后，考虑到中国社会犯罪问题以及犯罪学研究的迫切需要，严景耀毅然谢绝苏联方面的盛情挽留，返回到了离别5年之久的祖国。当时严景耀作出这一选择是难能可贵的，他以实际行动向祖国作出回答，彰显出20世纪30年代中国一名海外学子的拳拳报国之心。严景耀这些举动，是和他早期与中国共产党人的接触和影响分不开的。

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严景耀论文集》

严景耀回国后在母校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任教，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严景耀结识了与他相伴一生的雷洁琼。他们常在一起共同探讨社会学的理论和实践，严景耀还向雷洁琼讲述了自己对共产主义的感受和拥护，以及自己在苏联的见闻和对苏联的考察心得。随着思想的交流和沟通，他们的感情也在不断地加深。根据雷洁琼的回忆：“当时我和严景耀尚未结婚，但往来亲密，严景耀对我也有影响，通过他对党的方针、政策的宣传，使我的思想不断进步。”

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严景耀再也难以在象牙塔里保持平静。他鼓励和支持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他自己则参加了华北文化界抗日救国会。华北文化界抗日救国会是平津进步教授马叙伦、许德珩、杨秀峰等发起的抗日救亡组织，在当时影响很大。严景耀等人随之成为南京国民政府重点盯防的对象。

1936年夏天，白色恐怖笼罩北京上空，形势日趋严重，严景耀不得不暂时离开燕京大学，只身来到上海。在上海期间，严景耀出任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提篮桥监狱助理典狱长，同时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1938年，上海公共租界沦为孤岛后，以中国共产党人胡愈之和王任叔等人为代表的进步人士，为了唤起民众的觉醒，宣传抗日救亡思想，他们发起和创办了社会科学讲习所，培训进步青年。严景耀在讲习所开设“中外革命运动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等课程，他以自己深邃的理论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深入浅出的讲授革命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受到了青年学生们的热烈欢迎。

1938年除夕，社会科学讲习所的7位学生被捕，这一事件在当时具有很大影响，被称为“新七君子事件”。严景耀闻讯后立即与上海的中共党组织取得联系，同时又充分利用自己的助理典狱长身份，全力营救7位学生，最终全部获得释放。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上海一些爱国进步人士成立了抗日救亡组织。严景耀和雷洁琼也不例外，他们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的外围进步政治组织“星期二聚餐会”。参加“星期二聚餐会”的主要是文化界人士，核心人物有陈巳生、林汉达、冯宾符、郑振铎、许广平、赵朴初等。后来他们又参加了“复社”活动，在“复社”活动中，严景耀参与翻译了《西行漫记》《资本论》和《列宁选集》。他废寝忘食、夜以继日的工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卓越贡献。接下来，严景耀和雷洁琼又参加了在新新公司经理萧宗俊家里举行的“星期六聚餐会”。这个聚餐会相对“星期二聚餐会”而言范围较小，参加的进步人士有胡愈之、周建人、许广平等，他们常邀请中国共产党人讲述国内外形势。

与雷洁琼一道参加爱国民主运动

严景耀与妻子雷洁琼。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处于历史转折的紧要关头，反对内战、争取民主与和平成为中华民族的主旋律。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帮助下，1945年12月30日，马叙伦、王绍鏊、周建人、雷洁琼、严景耀等26人，在上海中国科学社召开第一次会员大会，正式宣告中国民主促进会的成立。

1948年冬，辽沈战役、淮海战役相继结束，严景耀、雷洁琼夫妇收到了民进负责人马叙伦从哈尔滨发来的信函，请他们代表民进访问华北解放区，出席中共中央召开的民主党派会议。不久，夫妇俩又接到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先遣部队负责人刘道生的通知，邀请他们前往华北解放区参观访问，夫妇俩欣然应允。

1949年1月，严景耀和雷洁琼在有关人员的安排下赴华北解放区，并到西柏坡拜会了毛泽东和中共其他领导人。同毛泽东的一次历史性长谈，令他们终生难忘。毛泽东分析了国内形势，指出有的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所主张的“和谈”“划江而治”的看法是不正确的，摆在中国人民和民主党派面前的问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毛泽东还谈及全国解放后经济建设、科学、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以及人民生活的改善问题。谈话一直持续到深夜。通过和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接触，严景耀对民主和独裁的含义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也使他对民主问题的理解更加深刻。

1949年9月，参加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民进代表合影。后排右一为严景耀。

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雷洁琼作为民进8个代表之一，参加了这次肩负着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伟大历史重任的盛会。严景耀则作为民进候补代表参加了会议。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典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严景耀、雷洁琼夫妇作为民主党派的杰出代表，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和新中国的缔造者们一起参加了开国大典。

（作者：陈策，系法学博士，宁波大学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法学院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