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导读:开启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的爱国统一战线(1978年12月—1992年)。
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这一时期的统一战线已经成为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广泛联盟。适应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努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促进祖国和平统一,成为统一战线的两大任务。
1979年10月,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分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确立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上来,并利用自身智力和人才密集、社会联系广泛的优势和特点,多方面探索新的路子、开辟新的领域,为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
发挥人才和智力优势
面对城镇青年就业问题,在1979年6月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民建和工商联82名政协委员联名提出“广开就业门路,培育就业能力”的提案,主张搞活经济,通过大量创办集体企业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提案受到重视和肯定。民建、工商联立即行动起来,利用自身成员的商业管理知识,推举原工商业者中的能人,协助街道举办、整顿集体企业,扩大待业青年就业。
1981年8月,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与国家劳动总局商定,分别下达《关于广开门路,搞活经济,扩大城镇就业的通知》。同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制发《关于广开门路,搞活经济,扩大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决定》,责成有关部门和民建、工商联在统筹规划下协同动作,为发展城镇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切实负起应尽的责任。
之后,民建、工商联采取了三种形式:一是进一步协助街道、企业、机关、团体和学校兴办或整顿集体企业;二是成立投资服务公司与有关部门合办集体企业;三是自办集体企业。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82年底,全国各地民建、工商联共发动6000多名会员,自办集体企业208个,合办133个,协办3003个,培训和安置待业青年9万多人,促进了社会的安定,企业也盈利3286余万元。此后各级自办集体企业逐年增加扩大,经营范围从商业服务发展到加工制作、维修装配、资源开发等行业,沿海城市还举办了合资企业或来料加工等外向型企业。到1988年底,共自办集体企业1200多个,拥有固定资产5800万元,流动资金2亿元,全年产值18亿元,上缴国家税收7000万元,税后利润6000万元,扩大安置待业青年1.5万人。致公党也积极举办集体企业,安排归侨、侨眷的子女等近2500人就业。
积极献计出力
1982年,民建领导人胡子昂(左一)、民盟领导人史良(左二)与邓小平交谈
1981年初,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召开了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经验交流会,会议围绕中共中央提出的进一步调整国民经济这一中心任务,提出了178份专业、专题的书面建议,并在此基础上综合整理成《关于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建议书》,报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受到高度重视。会议还明确提出民建、工商联组织经济咨询服务中心,以开展经济咨询服务和工商专业培训为工作重点的新路子。
1982年7月,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又召开经济咨询服务工作经验交流会,杨静仁到会讲话。会议提出要把主动争取党政领导和支持同充分发挥原工商业者的积极性紧密结合起来,把对经济方针政策的咨询服务同对具体经济业务的咨询服务紧密结合起来,把当前的咨询服务同传帮带和工商专业培训紧密结合起来,更加自觉地、有计划地促进经济咨询服务工作的组织化、专业化和协作化。
此后民建、工商联会同其他民主党派就企业设备管理和维修、中药业振兴、传统名特食品的恢复和发扬、茶叶管理和流通体制改革、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等专项问题,进行了大规模的调研并提出建议和咨询。到1986年,各地民建、工商联已建立咨询服务机构350多个,总计提出咨询项目1.5万多个,带来经济效益约12亿元。各地原工商业者还积极配合“星火计划”的实施,至1987年5月,为1300个乡镇企业提供了2000多项咨询服务。
民建还十分关注私营经济的发展并展开调研。1988年1月,民建中央副主席冯梯云带队在私营经济发展较快且争议较大的温州地区进行了专题调查。行前,中央统战部召集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向调研组介绍全国私营经济发展状况。调研组经过深入调查,形成了《温州私营经济调研报告》,提出“社会主义在公有制为主体前提下发展私营经济,是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发展商品经济的一条有效途径,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项主要政策”等观点,为中央决策提供了参考。
1987年和1988年,民盟两次对全国约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数千名知识分子进行抽样调查,分别向中共中央提出《关于当前知识分子情况的报告》和《关于当前职称评审工作的调查报告》,就知识分子和教育问题大声疾呼。
九三学社就重大经济建设项目、科技和教育体制改革、知识分子问题进行了调查和研讨论证,先后于1986年7月和1987年5月,提出了《关于三峡工程的意见和建议》《关于中年知识分子问题的意见和建议》供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策参考。截至1988年,九三学社地方组织建立科技服务机构115个,总计完成科技服务项目6063项。
民进先后提出了《对中小学和师范教育的建议》《关于会员对教育计划、教育体制建议的综合报告》《对出版工作的建议》等,受到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同时,民进中央的开明文教音像出版社还出版有关德育、智育和美育内容的录音磁带54万盒,各种录像节目1600个小时。
农工党的一些地方组织还对医院管理、中西医结合、计划生育、教育体制等方面进行了专业性调查研究。到1987年底,农工各地组织共建立咨询服务机构227个,完成咨询项目2102项。
兴教办学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大量专业人才,因此国家鼓励动员社会力量办学,为四化建设培养人才。积极开展社会办学是民主党派、工商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又一新领域、新途径。
1981年,著名医学家、九三学社领导人吴阶平(左三)向学生授课
各民主党派在各地举办了各类业余补习学校和专业培训班。据不完全统计,到1988年,各地民革组织和党员兴办了各类业余学校253所,结业学员总数达78万人,在校学员超过20万人;民盟兴办各类学校350多所,结业学员多达36万人;民进有170个地方组织举办了各类学校和培训班268所,学员11万人,累计为社会培训各类人才30万人,办学内容不但涵盖了传统重点的中小学和幼教师资,还发展到了成人教育和军地两用人才培养;九三学社创办和联合举办大、中专院校累计268所,举办各种函授、培训班1692个,学员总数近17万人;农工党举办了各种学科、各种类型的业余学校、专业培训班、文化补习班449所,总计约30万人,同时举办医疗卫生、科技、文教等专业专题讲座6236次,听讲人数计近百万人次。
1981年3月,为响应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加强职工教育工作的决定》,民建中央和全国工商联组织了工商业者培训中心,各地根据当地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需要,举办了许多灵活多样、学制不一、课程内容广泛的培训班和业余学校,到1988年举办包括大专学校在内的各类学校152所,培训班6542个,培训人员达130万人。
智力支边扶贫
面对我国经济发展区域极不平衡的特点,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发出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的号召,提出在“七五”计划期间,要基本解决大多数贫困地区群众温饱问题,并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其中包括广泛动员国家机关和社会各界帮助贫困地区经济开发,建立扶贫联系点,包片扶贫。
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把智力支边扶贫作为参与国家建设、参政议政、为四化建设知情出力的一项义不容辞的光荣任务,先后开展了智力支边和扶贫工作。
1983年2月,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在北京举行了民主党派为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四化服务挂钩会议,邀请部分民主党派和边疆、沿海地区的统战、民族部门,以及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就民主党派成员中的专家学者赴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讲学,帮助培训师资以及开展经济咨询服务等活动进行了洽谈交流。经过充分磋商,初步达成了“智力支边”协议共151项。会后,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中央统战部和国家民委《关于民主党派为边疆地区建设服务挂钩会议的报告》。
各民主党派根据各自承担的任务,迅速进行了组织落实工作。民盟积极行动,根据自身特点和优势,先后就滇西、闽南三角地区、海南等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情况,长江荆江段和洞庭湖的综合治理情况,黄河上游建立多民族经济开发区情况,黄河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的开发情况,贵州的开发情况,珲春出海口岸建设情况,攀西、重建西南丝绸之路的开发情况,开发大西南情况等作了实地考察和综合研究,向有关部门提出了有价值的建议。民盟还在甘肃会宁建立了农牧业综合发展的支边示范点,和四川遂宁市长期紧密合作,开展从农业到工业和科技改造的一系列咨询服务活动。到1988年,全盟参加支边扶贫的就有4000多人次,完成近2000个支边扶贫项目。1988年2月,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专门致函民盟,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对民盟扶贫支边作出的重要贡献表示衷心感谢,并恳请在今后贫困地区经济开发的过程中继续得到支持和帮助。
民进结合自身特色,截至1992年,组织了3500多人次深入13个省和自治区的40多个贫困地区,指导技术开发、中小学和幼教师资培训和医卫咨询,直接听课受益者达44万人次。
农工党以贵州、内蒙古为重点支援地区,同时推动省市区之间的横向联系,到1992年,有26个省级组织支援了18个省区的“老、少、边、穷”地区,组织次数1623批,参加人数7213人次。同时由中央主席和副主席亲自带队,组织专家组先后应邀到贵州毕节、广西百色、陕西榆林等地区就经济发展战略进行考察论证,提出建议,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
九三学社则发挥自身人才优势,发展宏观咨询和多省市横向联合,以大西南和长江上游经济开发为重点,多次召开“振兴大西南经济研讨会”,还参加了“三江”(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水电综合考察和论证工作,并同四川广元、贵州黔西南州、黔南州等进行了不同形式的合作。
在有关部门支持下,民建和工商联早在1981年即开始组织成员到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咨询服务,截至1983年已派出240多人。民建中央和全国工商联于1983年3月举行了“开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咨询工作座谈会”,确定把工作重点放在内蒙古、广西、贵州、云南等9省区少数民族聚居的比较贫困的地区。根据1980到1991年不完全统计,有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民建和工商联成员6000多人次到少数民族地区和贫困地区为2000多个企业7万多个项目提供了管理、生产工艺的咨询服务,还培训了数万企业管理和技术人才,穿针引线引进国外资金和技术,在云南、贵州毕节和黔西南、广西百色、河北丰宁等重点地区取得了丰硕成果。
1988年2月,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与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联合成立了智力支边协调小组,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支边工作。在时任贵州省委书记胡锦涛的倡导和中央统战部的牵头组织下,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决定共同参与贵州毕节“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建设,开创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多党合作共同推进贫困地区发展的先河,经多年发展探索,后来成为统一战线服务科学发展的“毕节经验”。
到1993年的5年中,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各级组织为贫困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举办各类专业技术培训班、讲座6000多次,培训各类人才65万多人次;共派出专家学者、科技人员3.6万多人次,提供各类咨询服务、协助开发项目2.7万多项,为这些地区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协助贫困地区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引进资金、技术、人才、设备,其中协助引进资金人民币16亿多元,美元4000多万元,引进技术700余项,促进了这些地区的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
1993年12月,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智力支边扶贫经验交流暨表彰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的63个智力支边扶贫先进集体和16位先进个人受到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的表彰。
对外联络工作
在“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背景下,民主党派和工商联大力开展对外联络工作,促进经贸合作,并把海外联谊工作与引进资金、技术、设备等结合起来。
由于历史渊源,致公党与海外华侨华人具有代表性的各方面人士存在广泛联系。1984年,致公党代表团出访了菲律宾、加拿大、美国的洪门侨团。到1988年,致公党各级组织接待“三胞”18万多人次,团体758个,引进资金和成交外贸8.7亿多美元和3.5亿多元人民币,介绍亲友来华讲学324人次,介绍劳务输出375人。
工商联发挥民间渠道的作用,不断发展对外联络工作,影响范围不断扩大。到1988年底,已同100多个国家和港澳台地区的工商社团、工商界人士建立了不同程度的联系,为政府加强同海外工商界人士的联系穿针引线、铺路搭桥、提供咨询和服务,协助引进资金、技术设备和人才。从1979至1988年间,仅全国各地民建和工商联就接待了国外工商社团和工商界人士来访6万多人次。1984年至1988年,经各级工商联联系搭桥促成的合作项目协议共1500项,总金额19.6亿美元。沿海城市工商联还密切联系三资企业的外商投资者,反映其意见和要求,参加协调合作关系,帮助解决困难,初步展现了其民间对内对外商会的功能。
台盟根据自身优势特点开展了有针对性的经济咨询服务工作,协助台湾中小企业来大陆投资和贸易,协助引进台资实际投资金额达2亿多美元,同时注意了解台资企业的困难和要求,为其排忧解难,并协助当地政府完善相关政策法规。
进行总结表彰
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在为四化建设服务中,涌现了大批先进模范人物。据1979年至1984年不完全统计,其成员中获得各级劳模、先进生产者、先进工作者、模范教授、“三八”红旗手等光荣称号的有4.8万多人,获得全国性光荣称号和奖励的有1200多人。
1985年10月2日至6日,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由各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共同召开的全国性为四化建设服务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各民主党派、工商联负责人和受到表彰的404名教育、科技、文化、卫生、工交、财贸界优秀代表出席会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习仲勋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大会上讲话,充分肯定了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为四化服务的工作成果和其中表现出的爱国热忱和献身精神,并希望各党派和工商联放手工作,继续开拓新局面,并注意加强自身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以适应长期共存和所肩负任务的需要。
出席此次表彰大会的404名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代表都作了书面发言,其中40名代表作了大会发言。
杨静仁在闭幕讲话中指出,这次大会是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为四化建设服务的一个里程碑。
大会结束后,李先念、邓颖超、习仲勋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会见了出席表彰大会的全体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