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瞭望智库(zhczyj)
中华文明发端于何时、何地?经历过怎样的曲折、回合?这些问题牵系根脉,事关“何以中国”。寻找中华文明的历史源头,并不是一时的学术热点,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系列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发现,促使中国的考古学者去思考、追溯中华文明的起点到底在哪里。
聚落考古在文明起源研究中具有标志性、概括性意义。缘起于世纪之交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先后确立了四大都邑性遗址(良渚、陶寺、石峁、二里头)和20多个中心性遗址。在对这些遗址周边的聚落群开展大规模考古调查的基础上,人们确证了中华文明具有五千多年历史这一事实。
2023年1月12日,陕西省文物局在西安召开新闻发布会称,考古人员在皇城台发现目前石峁城址和石峁文化最高等级墓地。据介绍,皇城台高等级墓地更加彰显出石峁社会的文明化程度,是石峁已进入早期国家形态的重要实证,也是近年来中华文明探源工作的重要收获。
1975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的戴应新来到陕西神木县,他在废品收购站看到了无数散落在地的精美古陶器和玉器。在询问当地村民之后,戴应新才知道有一个叫石峁的村子,村民们经常会捡到大小不一的玉器,并把它们当作废玉料卖到废品收购站。
他敏锐地察觉到这可能与文化遗存有关,于是便马不停蹄地前往当地。从县城到村子的路上,凭着多年考古经验,他发现沿途分布有墓葬、回坑、房址和窑址等古遗迹。
一个晴朗的上午,在村里的一处打谷场上,戴应新在村书记的陪同下收购村民手中的玉器。这天,上百名群众自觉地排成方阵,手里托举的玉器在阳光下晶亮闪耀,脚边的各式陶器令他目不暇接。
戴应新的这次收购惊醒了石峁这座沉睡于黄土之下长达3800年的古城,一时间石破天惊。
这并不是石峁的第一次“亮相”。早在1927年,天津《大公报》就刊登过一则“陕北发现汉匈奴古物”的报道。北京大学考古学会认为,位于陕西省最北部的、毛乌素沙漠和黄土高原过渡地带的石峁地区可能存在一个遗址,并派学生韩寿萱回乡调查,考究古代匈奴的生活。
这是石峁遗址首次进入研究人员视野,经过实地研究,石峁遗址年代被北京大学考古学会认定为汉代,但对石峁遗址是匈奴古代聚落尚未有定论。
1958年全国第一次文物普查时,石峁遗址第一次被进行专业调查。时任陕西省文物普查队员孙江来到石峁遗址,陆续发现了断续的石砌城墙。根据分析采集陶器、刀、斧、石器,调查组认为在石峁、雷家墕大队一带有一处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遗址。
这次发现将遗址年代提升到4000多年前,调查形成的《遗址调查记录》将其命名为“石峁山遗址”,推测范围为东西约四华里、南北约六华里。这是“石峁山遗址”(即今石峁遗址)首次被考古工作者记录。
但遗憾的是,当时国家正处于发展初期,《遗址调查记录》并未引起足够重视而被束之高阁。所以,直到1976年前的这段时间,石峁的玉陆续出现在国内外市场上。石峁有玉这件事儿十里八乡都清楚,可都未引起社会对石峁地区可能存在遗址文明的设想。
1975年,戴应新的收购也在如火如荼进行着。那一天他从乡亲们手里高价收的126件玉器,虽不是考古挖掘品,但已足够令石峁玉器震惊考古界。他后来在回忆中表示,当时老乡手中还有很多石峁文化玉器,遗憾的是资金不足,只选了比较精美的器具收购。
从数量上来讲,这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四川三星堆遗址发掘之前,牙璋数量最多的一次玉器收集。这意味着,石峁地区很可能存在一个早期国家政权。
在质量上,这次收购留下了至今罕见的文物。戴应新当时从乡亲们不看好的玉器片中扒拉出一枚大眼睛、高鼻梁、头顶盘有发髻、样子酷似健壮憨厚的陕北青年男子的玉人头。这枚玉人头让戴应新支付了5元钱,在当时相当于一个月工资的六分之一,却是目前罕见的史前人形玉器之一。
这批玉器证明,4000多年前,在这地表沟壑纵横、支离破碎的梁峁之上形成了一个文明国家政权,密集分布着居址、墓葬大量文化遗存。戴应新经过分类研究,认为玉器与陶器都为龙山时代遗存,并撰写了简报发表在《考古》杂志上,命名“石峁遗址”。
北方黄土下沉睡4000多年的石峁遗址,从此与考古的目光有了链接。
但此时石峁玉面临的是一场保护危机。据不完全统计,有4000多件石峁玉器流散海外。
在中国没有关注石峁遗址的时期,大量石峁玉器经私人流通被转移到国外。早在民初时期,文物走私猖獗。时任科隆远东美术馆代表美籍德国人萨尔蒙尼听说,有4个来自榆林的农民带着一批玉器准备出售,在好奇心驱使下,他租用一辆摩托来到郊区,从农民手中购入42件玉器。
其中,最大的一件“刀型端刃器”长达53.4厘米,呈墨玉质地,经过萨尔蒙尼为德国科隆远东美术馆收藏。
这批玉器很大可能来自石峁。当地人回忆,一下暴雨人们就出去捡漏,只要雨水多,随便一装就有一车子的玉。对当时食不果腹的陕北农民来说,把偶然发现的东西拿去卖掉,以换回一些米,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石峁玉器在民国时期甚至出现了“笼垛驮卖”,一斗玉竟能换来一斗米。
就这样,石峁文物被大量贱卖到国外。到20世纪初期,大英博物馆、芝加哥美术馆、百合美术馆等机构都收藏有风格类似石峁遗址出土的牙璋或器物,独特造型、不同玉质、数量众多的石峁玉器获得国际收藏家和研究者的关注。如今,在日本、英国、加拿大、法国、南非等国家博物馆,依旧可以看到流散在外的石峁玉器。
据历史学者邓淑苹调查,“这些流落在海外的绝大多数为石峁型牙璋,有的还明确记录着其来自陕西榆林府,即神木石峁。所以无论数量之多,玉质之美,磨制之精,造型之典雅,侧饰之华美以及带来的讯息量与历史学术价值,石峁牙璋都堪称世界之最。”
令人心痛的不仅有社会的忽视,还有猖獗盗墓者的蜂拥而至。石峁有玉,玉能挣钱,自然涌入了“淘金者”,滥挖、盗掘之事时有发生。特别是2005年以来,竟然出现了“要想富挖古墓,一夜挖成万元户”的说法,大量盗墓贼一哄而上开始挖玉,在石峁山挖一遍不成两遍、两遍不够三遍,进行破坏性挖掘。
遗址保护迫在眉睫。2011年7月,在陕西省文物局的积极推动下,对石峁遗址开展了区域系统调查和重点复查,石峁考古调查全面启动。
2012年初,接到前往石峁遗址发掘的通知时,时任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助理邵晶对石峁所处的陕北地区工作环境比较了解,担心将真实情况和盘托出不利于开展工作。于是,邵晶对队员们说:“找了一个有山有水的好地方。”
考古队所在的驻地是一座简易的窑洞小院。邵晶说:“天黑了没电,晚上会被冻醒,月亮照进屋里来,才发现窗户上没有玻璃……”有队员问邵晶:“山和水呢?”邵晶指着背后的黄土梁子和屋前的干沟说:“你看这一道道山来一道道水!”
洒扫庭院、接水拉电、安门配窗……废弃了20年的窑洞小院迎来了考古队的入驻。邵晶介绍,石峁遗址系统发掘的第一次布方、清表、刮面都是从外城东门开始的。
2012年,时任石峁考古领队的孙周勇嘱咐邵晶:“先测测石头墙到底有多大?是怎么分布的。”邵晶老老实实接受了这个任务,遥感影像、全覆盖式钻探等最新考古方式一起上。这一测不要紧,邵晶测出了一个400万平方米的城。“内外瓮城、南北墩台以及两翼的马面、角台等城防设施,虽历4000年风雨,仍岿然矗立。”邵晶说。
黄土覆盖的荣耀,石破天惊。这个面积超400万平方米的石城,相当于6个故宫,推算总用石料12.5万立方米,在中国考古史上绝无仅有。它是公元前两千纪前后中国所见规模最大的城址、中国北方地区的超大型中心聚落,也是距今4300年前中国乃至东亚最大的史前石头城址,被誉为“华夏史前第一城”“中华文明的前夜”和20世纪中国最为重要的史前考古发现之一。
石峁遗址由“皇城台”、内城、外城共3部分构成。“皇城台”是四周有阶梯状护坡的台城。当地人说不清“皇城台”的来历,只知道祖祖辈辈这个地方都叫“皇城台”,这里恰好就是石峁遗址的核心。
石峁遗址内城以“皇城台”为中心砌筑石墙形成封闭空间,外城沿着内城山势砌筑石墙形成不规则的弧形石墙,作为与内城相连又独立的外城,形成了两重城墙包围“皇城台”的布局。这也是4000年来中国至今应用最广泛的城市布局。
考古学者对石峁遗址第一个重要发掘点是东城门,没想到这一挖掘就发现了“华夏第一门”。东城门保存完整、结构复杂、制作精良,被学者称为古代城市建造的奇迹。北京大学教授、著名考古学家闫文明甚至直接表示:“它是中国城门的老祖宗,后世城门的所有要素它都有了”。
石峁遗址东城门呈S形,让专家学者意外的是东城门规划复杂,制作成熟,既具备完整的防御功能,又能灵活控制城内外交通。
城墙下挖基槽,内砌石块,墙体垂直,光滑平整。两墩台南北对称,夯层密实。角台位于东门的东南方,与城墙呈90度角,站在角台上可以观察四个方向。最令人震惊的是,这里还挖掘出了被认为最早能追溯到春秋时期的瓮城、马面等制式成熟的早期的防御措施,把瓮城、马面、角楼的历史追溯到4300年前。
东城门作为一个城的重要标识与军事防御要塞,具有抵御入侵和增强聚落凝聚力的重要作用。通过城墙建立内外城显示出早期石峁城形成了复杂的制度系统,为中华文明探源提供了时间节点。研究东城门的结构特征和建造特点,可以对研究后世的都城正门结构提供重要帮助。
通过学者对石峁遗址的发掘及对祭祀台、祭祀坑及不同地区玉器散落的方式和位置的研究,他们认为在4000年前这里可能产生过祭祀活动。
早期人类对很多超自然现象无法理解,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有很多畅想,祭祀便是一种被认为是可以和神明沟通的方式。祭祀活动本质上形成了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支配地位,参与祭祀的一部分人是社会结构中的精神主导者。
2013年,考古人员在石峁遗址外城勘探出一座祭坛遗址,长约90米,高度超出现在地表8米,采用方台形石构基址,分为上中下三层,在周围有数座用于埋葬祭祀品的“活土坑”,这证明在石峁遗址存在着祭祀活动。
通过对祭祀台祭祀坑的挖掘,考古学家认为石峁遗址在4000年前形成了神、玉、巫三位一体的宗教意识,形成了早期国家重要的社会结构——阶级。通过祭祀这种组织手段,领导者将权力转化为制度,制度文明在4000年前的石峁城已有雏形。
随着数以万计的石雕、玉器、陶器等文物被发现,石峁地区的先民生活越来越立体地展现出来。石峁遗址展现了4000年前的黄土高原地区,石峁人如何围绕“皇城台”、内城、外城构成丰富的生活,范围涵盖农业、纺织业、制造业等生活方面。
其一,考古人员在内城一处山峁中发现了可能属于城中贵族的一片房屋遗址和墓葬群,发现墓葬41座,出土标本300余件,包括珍贵的土玉鸟、鸵鸟蛋壳和有灼烧痕迹的动物肩胛骨,推测是用于占卜。墓葬群的发现证明,在4000多年前,石峁城中一部分人掌握了特殊权力。
其二,石峁遗址发掘出不足周岁的婴儿骸骨,在骨骼上包裹着4000年前的纺织品。在气候干燥的黄土高原,保留下来的纺织品残片对研究中国古代服饰历史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也为中国学者对中国纺织产业“北麻南丝”的学术构想提供了理论支撑。
其三,石峁遗址发掘出扬子鳄骨板和一些海贝,这是河套地区首次发现扬子鳄骨板。这些不属于黄土高原环境的物品,极有可能是通过和长江流域的不同文化之间复杂的交换而获得的。更有一些松绿石珠、鸵鸟蛋壳、打制石器显示出石峁地区与北亚、中亚之间的互动联系。
石峁文化位于典型的农牧交错地区,耕种文明与游牧文明在这里交融,通过与良渚文明的对比研究,可以看到散落在中华大地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吸收,从侧面体现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的文化渊源和风貌。这对探究中国文明起源是如何形成,如何在多元化的文明更迭中交叉交互,重构中国早期文明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世界各国对早期文明的定义各有不同,但普遍认为划分阶级与公共权利是早期国家形成的重要标志。这两点在石峁遗址中都清晰可见,石峁遗址以内城为核心的运转制度及凌驾于日常行为的祭祀活动都表明4000年前的石峁城作为早期国家存在。
从世界文明发展进程来看,早期国家和文明的雏形大多是小型的城邦或者城市国家。有些城邦或国家持续很长,有些则通过兼并等方式迅速扩展。大江大河、高山丘陵,将早期中国不同地区形成相对独立的环境,影响着文明演变的不同速度、方向和形态。
那么,4000年前的石峁人生活在什么环境当中?
在石峁遗址周围,散落着一些曾被误认为是长城遗址的古城遗迹。大量史料证明,在整个大河套地区,这样的城有2000多座。这表明石峁是4000年前整个东亚地区规模最大的城池群落核心,与周边的城形成了“国”与“野”的区别,具备了早期国家对周边地区权力控制的条件。
在中国史前时期,作为聚落出现的社会集团只有晋南的陶寺和陕北的石峁。2018年,石峁与良渚、陶寺、二里头遗址一起成为“中华文明探源”重要成果,石峁文化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2019年,石峁遗址被列为《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2020年,寨山石城被认定为石峁文化的次级聚落,考古学者首次揭露了石峁文化不同等级的分级墓地,进一步实证石峁进入早期国家形态。
如今,石峁遗址依旧具有极大的发掘价值。2022年8月,考古工作者在皇城台发现了大型人面石雕,是石峁石雕中最大的单体图像。2023年1月发现最高等级墓地,为探寻人类文明起源提供更多例证。
然而,在繁荣了几百年后,或因人口膨胀、自然环境恶化,石峁人选择了迁居,或因战争、天灾,石峁人沉默消失。
站在自然环境的角度,或许可以部分窥探石峁人抛弃石峁遗址的秘密。石峁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位于长城沿线,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农耕和游牧的分界线,气候非常敏感。
公元前3000年,黄土高原气候相对温暖湿润,可随着农耕、陶器制作等石峁人的生产和生活,地表被破坏的生态系统恢复力弱,水土侵蚀更易流失。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前1700年前,黄土高原地区气候迅速变化,这可能导致石峁人迁徙寻找更宜居的住所。
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太多文明因各类不同原因消逝在历史的长河中。玛雅文明繁极一时,天文历法精确先进;古埃及文明建造人类奇迹,至今仍存留未解之谜;阿纳萨齐文明的石头和土坯建筑,都曾在历史中光辉闪耀又如流星陨落。我们现在所窥探的,不过是文明一角。
石峁遗址没有留下属于石峁人的文字,但留存的建筑群、祭祀台、墓葬、纺织物等,体现了早期国家政治结构的雏形,为当今探寻中华文明起源提供了实证支撑。关于石峁遗址与石峁文化,目前还有待考古工作的继续开展,期待更加先进的考古技术助力探究中华文明起源。
参考资料:
1.石破天惊新发现 惟石能言石城谜 ——评《石峁遗址志石峁遗址志》丨西北信息报,2022-06-17
2.消失了4000多年的石峁是一座什么样的城池?一项史前考古丨新京报,2020-10-27
3.《知道中国》丨陕西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编,东方出版社,2020年8月
4.《回忆石峁遗址的发现与石峁玉器(上)》——戴应新丨2014-05-01
5.《石峁遗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综述》——孙周勇,邵晶,邸楠丨中原文物,2020-0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