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宝级文物西周青铜器何尊上的铭文，记载了周成王继承周武王的遗志，迁都被称为“成周”的洛邑即洛阳这一重要史实。铭文中的“宅兹中国”是迄今发现的“中国”一词的最早来源。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构成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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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视频：何尊——最早记录“中国”一词。视频来源：央视网

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两幅神秘图案“河图洛书”就出自洛阳。被奉为“人文之祖”的伏羲氏，根据河图和洛书画成了八卦和九畴。在河洛，周公“制礼作乐”，老子著述文章，孔子入周问礼。班固在这里写出了中国第一部断代史《汉书》，司马光在这里完成了历史巨著《资治通鉴》，程颐、程颢开创宋代理学，著名的“建安七子”“竹林七贤”“金谷二十四友”曾云集此地，左思撰写了曾使“洛阳纸贵”的《三都赋》，张衡发明地动仪，蔡伦革新造纸工艺，马钧发明翻车，无数先贤共同谱写了洛阳城厚重灿烂的华彩篇章。

长期的建都史给洛阳带来了极大的繁荣，也使其孕育传承融合了多元的宗教文化。洛阳是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的主要孕育地，道教尊奉的始姐老子李耳曾在洛邑任藏室史。位于洛阳市老城区北部邙山翠云峰的上清宫，是历史上第一个以“宫”命名的道观。上清宫是道家学派和道教的发源地之一，老子曾在此处酝酿《道德经》、创立道家学派；道教的开山祖师张陵、“万古丹经王”魏伯阳、帛家道开山祖帛和、全真道开山祖王重阳等人都曾在此处修炼。

▲洛阳上清宫宫门。祁海军供图

上清宫原为隋炀帝时期所建的老子祠，唐高宗龙朔二年（662年）改建为上清宫，后相继改名为太微宫、玄元皇帝庙、太上玄元皇帝宫。宋朝，宋太宗下诏于东京汴梁城宋门里仿建洛阳上清宫，继而引起全国各地争相仿效。上清宫为全真南无派道观，且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南无拳的发源地。

▲洛阳白马寺山门。吴艳摄

洛阳白马寺始建于东汉永平十一年（68年），是佛教传入中国后兴建的第一座官办寺院。佛教是外来宗教中国化程度最高的宗教，在我国佛教兴盛时期，佛教文化中心地带正是围绕洛阳及周边展开的，影响最大，持续的时间也最久，北魏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就记载了当时佛教的发展。孝文帝推行改革后，洛阳城达到空前的繁荣。北魏上起太和（477-499年）末，下至永熙（532-534年），40年间，洛阳城修建寺宇达到1300余座。中间虽经历北周灭佛，但到了隋唐，由于统治者的政治支持、宗教文化资源的高度聚集和文化的开放包容，佛教再度兴盛。同时，隋唐时期，各民族深入交流融合、多种宗教文化广泛传播，促进了各宗教之间以及宗教与儒学的交流交锋、互学互鉴，对宋代理学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盛唐之际，朝廷不仅大力发展佛教、道教，对于外来宗教也十分开明，西方的袄教（拜火教）、摩尼教、伊斯兰教、景教等，都在唐朝时相继传入。

历史上，多种宗教同存共生，有力地塑造了洛阳多元宗教文化的景观，影响了民俗信仰、政教关系以及文化艺术等，甚至对后世社会经济、风俗民情、音乐艺术、中西文化交流等方面也都有一定影响。

绵延万里的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连接亚欧非的商贸之路，也是一条不同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之路。2014年6月，“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申遗成功，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上的汉魏洛阳故城，是多元宗教文化传入中国的枢纽，更是推动外来宗教中国化的重要环节。

▲2023年6月5日，游客在洛阳龙门石窟景区游览。新华社记者 吴刚 摄

作为传承千年的丝路瑰宝，龙门石窟是丝绸之路上宗教文化传播的里程碑，不仅清晰印证了佛教沿着丝绸之路传播发展的脉络，见证了佛教中国化、本土化的进程，也见证了丝绸之路沿线诸多国家文化的相互影响。比如，龙门石窟出现的爱奥尼亚柱头就源于古希腊，特点是比较纤细秀美，柱头有一对向下的涡卷装饰。龙门石窟出现的这种古希腊式石柱，可以说是古代丝绸之路上希腊、波斯、印度和中国文化交流互鉴的见证。

此外，近年在龙门西山发现的一处清晰刻有十字架图案的唐代瘗穴，显示为景教遗迹。景教于唐贞观九年（635年）传入中国，也称基督教聂斯脱利派，是最早进入中国的基督教派。在洛阳龙门发现的景教遗迹，从一个侧面体现出洛阳作为外来宗教传入中国的枢纽地位。

▲藏于洛阳博物馆的大秦景教经幢。祁海军供图

1908年，天主教传入洛阳。意大利天主教传教士在洛阳东站西南角建了天主教堂。洛阳市老城区自立南街68号现有的天主教堂，就是从洛阳东站搬迁而来的。教堂墙面以红白为主色调，外形宏伟，造型别致。作为哥特式建筑的典型特征，教堂门前耸立着4根立柱。1909年，美国基督教信义会派传教士来到洛阳，组成基督教洛阳公会，在洛阳兴隆街筹建教堂。目前，这一教堂为市区最大的基督教堂。

▲洛阳东关清真寺大门。祁海军供图

不独佛教、基督宗教，洛阳的伊斯兰教也与丝绸之路有着不解之缘。东关清真寺位于洛阳市瀍河区东关大街，始建于明代，清代重修，后增建女寺，扩建大殿，升高望月楼等。清真寺现存清代建筑大门、大殿、望月楼。大门坐南朝北，三重檐歇山式建筑，面阔7间。大殿坐西朝东，面阔5间，歇山式建筑，殿前设卷棚顶建筑。望月楼为歇山式方形建筑。东关清真寺建筑风格独特，布局严谨，建筑木构件雕刻精美，彩绘书画生动逼真，色泽古朴而华丽，凸显了中国伊斯兰教的建筑风格，对于研究古建筑地域特色及中国伊斯兰教文化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实物资料。

除了清真寺建筑风格的中国化，洛阳对于伊斯兰教教义教理的中国化同样意义重大。唐代，作为东都的洛阳，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中东的阿拉伯和波斯商人通过“丝绸之路”和“香料之路”来洛日趋频繁，伊斯兰教也伴随着经贸往来传入洛阳。元代，大批“回回”军在中原落户生根，也促进了伊斯兰教信仰在洛阳的形成和发展。在洛阳一带传播的伊斯兰教，吸收了此地的“二程”理学思想，进而提出“真一说”，运用传统儒家思想诠释伊斯兰教教理教义，在义理上促成了伊斯兰教的中国化。

因为白马寺，洛阳在中国佛教史上的重要地位怎么言说都不为过。学界普遍认为，古印度佛教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在西汉末年经西域地区传入中原，东汉时传入洛阳，记载最为详尽的史料是《四十二章经序》。该序记载了汉明帝派使前往西域取经之经过，史称“永平求法”。从此，佛教在官方的主持下开始在中国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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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平十一年（68年），汉明帝下诏为东来的迦叶摩腾和竺法兰二僧修建馆舍译经，馆舍取名“白马寺”。自此，白马寺成为中原地区开展佛教活动的重要场所，佛经多在此译出，其中《四十二章经》为中国第—部汉文佛经。

在迦叶摩腾和竺法兰之后，又有多位高僧来到白马寺译经，在永平十一年以后的150多年时间里，有192部、合计395卷佛经在这里译出，白马寺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国第一译经道场。

曹魏嘉平二年（250年），昙柯迦罗来到白马寺，并译出了第一部汉文佛教戒律《僧祇戒心》。同一时期，昙谛也在白马寺译出了《昙无德羯磨》，此为中国佛教戒律之始。曹魏甘露五年（260年），朱士行依羯磨法在白马寺登坛受戒，成为中国中原地区第一位正式受比丘戒的出家人。白马寺被誉为“天下第一寺”也是实至名归。

白马寺与中国佛教的许许多多个“第一”紧紧联系在一起，在众多佛寺中是独一无二的存在。白马寺历经千年风雨，屡废屡建，但寺址从未迁动过，现在我们看到的寺院古迹多为元、明、清时所留存。

伴随着佛教传入朝鲜半岛、日本和东南亚，甚至传到欧美，白马寺也成为世界各地佛教信徒参拜的圣地。如今的白马寺，除了中国本院，还有象征中外友好和文化交流的国际佛殿荟萃苑，分别为泰国、缅甸、印度3个园区。

▲洛阳白马寺印度风格佛殿。吴艳摄

从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泰国、缅甸、印度三国政府相继出资在白马寺建造佛殿。其中泰国风格佛殿是仿大皇宫和金山寺而建，院内主要建筑和造像有舍利塔、四面佛等；缅甸风格佛殿院内主要建筑为大金塔，是按仰光大金塔样式而建；印度风格佛殿按照印度世界文化遗产“桑奇大塔”仿建，中心是一个巨大的覆钵式穹窿顶，工匠、材料都来自印度本土。

汉魏唐宋时期的洛阳城，曾是“石家园林洛水滨，粉垣碧瓦迷天津。楼台参差映金谷，歌舞日日娇青春”。司马光在《过故洛阳城》一诗中慨叹：“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数千年来，历经沧桑的山河依然形胜，伊阙宏伟，邙山壮观。邙山翠云峰清幽古朴的上清宫仙香缥缈，白马寺前的石马、石碑依旧默然矗立，千年龙门石窟的景教遗存与伊河相对无言，东关清真寺见证着丝路的繁盛。它们，继续诉说着曾经的璀璨历史，端视着今日的壮美中国。

（作者单位：河南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