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走进音乐厅欣赏一场具有“中国风”的民乐表演，深沉幽婉的二胡、清脆如潺潺流水的扬琴，还有“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的琵琶……你可知道，这些具有典型中华民族气派的乐器，其实最早都是“胡乐”吗？

“城头山鸡鸣角角，洛阳家家学胡乐。”在中唐诗人王建的《凉州行》里，描写了当时“胡汉交融”的景象：凉州一带，过去不识稼穑的胡人“相学如今种禾黍”；而东都洛阳的人家，研习胡乐成为一种风尚。

胡乐，是我国古代中原对北方、东北、西北民族音乐舞蹈的称呼，尤其是指来自西域一带的乐舞。自汉代张骞凿空西域后，来自西域的胡乐就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原，悠扬婉转的横笛，以及“十二门前融冷光，二十三丝动紫皇”的箜篌，都成为中原常见的乐器。汉代乐府诗《孔雀东南飞》中就写到，女主人公刘兰芝“十五弹箜篌”。

琵琶的流行，离不开西域龟兹（今新疆库车一带）乐工苏祗婆的功劳。苏祗婆被誉为中国古代十大音乐家之一，他不仅琵琶技艺超群，而且精通音律。北周时期，他将西域“五旦”“七调”等音乐理论带到中原，奠定了唐代著名的燕乐二十八调的理论基础，成为我国古代音乐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很多中原人师从苏祗婆学习琵琶技法，从此琵琶大盛，至今仍是我国主要的民族乐器之一。“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在唐人的诗歌里，处处可见琵琶的身影。

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融合，到了隋唐时期，从宫廷到民间俨然掀起了一股崇尚西域乐舞的浪潮。在隋炀帝所定“九部乐”中，“西凉乐”“龟兹乐”“康国乐”“疏勒乐”“安国乐”等均来自西域，《新唐书》记载唐代宫廷乐工分四部，其中就有“龟兹部”“胡部”。可见，西域音乐在隋唐音乐文化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众所周知，唐朝是一个流光溢彩、绚丽多姿的王朝，其多姿多彩正在于对各民族文化海纳百川的气度。瑰丽奇特的音乐文化，就是盛唐气象的展现。从“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的横笛，到“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中的各种乐器，从“人间物类无可比，奔车轮缓旋风迟”的胡旋舞，到“环行急蹴皆应节，反手叉腰如却月”的胡腾舞，现存大量诗文说明，西域乐舞不仅深刻影响着当时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也深刻影响了中华音乐文化的进程。今天，我们从敦煌莫高窟的壁画上，从西安、吐鲁番等丝绸之路沿线城市出土的唐三彩、陶俑上，能看到不少关于唐代乐队、舞伎的刻画，它们生动饱满、元气淋漓，仿佛将我们带到那个声韵流动、光彩耀人的世界。

自唐以降，各民族音乐文化的交融互鉴仍在继续。唢呐，这一极具中国乡土特色的乐器，是在唐之后经由西域传入中原并渐渐被广泛接受的。可以说，一些古代乐器在它的起源地已经失传，却在中华大地深深扎下了根，成为中华民族乐器中的瑰宝、中华音乐文化的代表。

千百年来，中华文化的大河滔滔向前，奔腾不息，是因为有各民族文化的活水不断汇入。自古以来，少数民族就能歌善舞，如今依然保持着这一传统和特色。在《星光大道》《中国好歌曲》等电视节目中，少数民族选手的表演原汁原味原生态，深受观众喜爱。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蒙古族长调民歌、蒙古族呼麦歌唱艺术、中国朝鲜族农乐舞、侗族大歌等，与源自中原的昆曲、古琴艺术等，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成为中华文明对人类音乐文化杰出贡献的代表。各族文化交相辉映，中华文化历久弥新，这是今天我们强大文化自信的根源。

（本文刊发于《中国民族报》2021年1月12日05版，执笔：肖静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