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蚕织图》是中国古代绘画艺术的瑰宝，表现了南宋初年浙东一带从“腊月浴蚕”至“下机入箱”的养蚕、织帛生产过程。图为《蚕织图》局部。黑龙江省博物馆藏

西汉时期，长江流域还是地广人稀、火耕水耨（nòu）的地区。《史记·货殖列传》记载：

东汉时期，庐江（今安徽庐江县）一带，尚不懂得牛耕，自从庐江太守王景教民众犁耕之法后，牛耕的方法才逐渐从黄河流域推广到长江流域乃至珠江流域。除牛耕得到普遍应用以外，中原地区的水利灌溉事业也推广至江南会稽（今浙江绍兴）一带。当中原混战之时，北方人民避难渡江，他们不仅给江南地区带来了先进的农业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而且促进了江南人口的增加和耕地面积的扩大。

三国时期，东吴政权建立后，将居住在东南地区的“山越”、荆州地区的“蛮”、交州地区的“夷”纳入统治范围，一方面将他们编入军队作战、划归郡县作编户耕田种地，另一方面在他们居住的地区设置郡县。在江南荆州、扬州、交州、广州地区，东汉时设20个郡、265个县，在东吴时期增至43个郡、313个县。郡县数目的增加，原因在于经济发展、人口增加和统治区域的扩大。在东吴统治区域内，少数民族与汉族融合程度进一步加深。

农业方面，东吴政权通过实施屯田（军屯和民屯），扩大了江南地区耕地面积，既成功解决了北方南下流民与土地结合的问题，也解决了军粮问题。手工业方面，江南地区的冶铸、煮盐、纺织等都有很大发展，出现了“其四野，则畛畷（zhěn zhuì）无数，膏腴兼倍……煮海为盐，采山铸钱。国税再熟之稻，乡贡八蚕之绵”（左思《吴都赋》）的繁荣景象。

在农业、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江南地区的商业和城市也有巨大进步，“开市朝而并纳，横阛阓（huán huì）而流溢。混品物而同廛（chán），并都鄙而为一。士女伫眙，商贾骈比”（左思《吴都赋》）。

西晋灭亡后，晋室南迁，大量中原人民向南流动，不仅进一步促进了民族融合，而且补充了江南劳动力，带去了中原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术。

东晋至南朝时期，太湖流域、鄱阳湖流域、洞庭湖流域和浙东会稽地区都成为著名的产粮区。史载：

可见，江南农业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手工业方面，家庭纺织业比以前有了更大进展，养蚕缫丝技术水平大为提高，桑树栽植更加普遍，豫章郡（今江西南昌）蚕一年四五熟，永嘉（今浙江永嘉）等郡蚕一年八熟。亚麻织布技术也有所提高，豫章一带的“鸡鸣布”非常有名。

过去，江南地区的织锦业还不发达，东晋末年刘裕攻灭后秦，把关中的锦工迁至江南，并成立锦署，此后织锦业在江南逐步发展。南朝时期，建康（今江苏南京）及南豫、荆、郢、司、西豫、南兖、雍等州，都有大量丝绵绫绢布等家庭手工业制品，可见当时江南各地无不盛产绢布。虽然当时江南的纺织业生产水平还赶不上北方，却为在唐宋时期跃居全国第一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此外，江南地区的制瓷、冶铸、造纸、制盐等产业也相当发达。制瓷业经过东晋南朝以来的发展，瓷器产量大增，成为人们的日常生活用品。会稽郡盛产青瓷，是当时制瓷技术最高的地方。冶铸业制造的器物，除兵器外，多为民间用具，最有名的冶铸作坊分布在会稽郡、扬州和荆州。造纸业经过劳动人民不断的改进和提高，有了很大发展。造纸原料除原有的麻、楮皮外，还利用桑皮、藤皮来造纸，会稽和建康、扬州、广州等地，成为南方的造纸中心。吴郡海盐（今浙江海盐）、南兖州盐城（今江苏盐城）都是重要产盐区。

东晋南朝时期，南方的商品交换和对外贸易也活跃起来。建康是最大的商业都市，京口、山阴、寿春、襄阳、江陵、成都、番禺等地是比较繁荣的商业都市。

总的来说，六朝时期对江南地区的开发，具有划时代意义：

• 一是从根本上改变了江南地区原来火耕水耨、饭稻羹鱼的面貌，使人烟稀少、榛莽丛生之地变成良田沃土、鱼米之乡，山林川泽也披上新装。

• 二是江南地区的开发，从农业开始，带动了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和城市的繁荣，促进了对外商贸往来，改变了中国传统的经济格局，南方的经济地位日益重要，全国的经济重心开始由北向南转移，并为全国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 三是北方人民南下，多次出现迁徙风潮，促进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