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上的重要讲话中提出，“从党的民族工作来看，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须顺应中华民族从历史走向未来、从传统走向现代、从多元凝聚为一体的发展大趋势，深刻理解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不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坚实的精神和文化基础。”中华民族共同体既有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魂脉，也有中华文明的根脉。《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以下简称《概论》）根据中华文明揭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本质特征，同时又将中华民族共同体上升到了文明的高度，赋予中华民族共同体以深刻的文明意蕴，科学解答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为何既不是帝国也不是西方民族国家”这个问题，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的历史根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是贯穿《概论》教材的一条红线。《概论》开篇第一讲专辟一节论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中华民族共同体”，阐述理解中华民族的文明视角。第二讲则从地理与文明、国家与民族、多元与一体等三个方面系统论述了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在关联。第三讲到第十五讲既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也是中华文明从远古到新时代、从传统到现代的发展史，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体现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各个发展阶段。第十六讲则旨在阐述西方民族国家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差异不仅是制度的差异，更是文明的差异，由此论证中华民族共同体为世界各国解决民族问题提供了一条文明新路。纵观《概论》，人们不难得出一条结论：要深刻理解中华民族，必须深刻理解中华文明。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这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民族治理必须要走自己的道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许多文明往往由于外族入侵或政权更迭而文明中断。在此方面，中华民族共同体呈现出“文化认同突破族群界限”的独特性。无论哪个族群，只要认同中华文化，便是中华民族一员。《概论》指出，中华文明的连续性“突出表现为历代王朝接续‘正统’的政治实践和历史书写。不管哪个民族建立的全国性政权，都认同中华文化，都坚持中华道统，都把自己归入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序列。”正因为各民族都融入中华文化、融入中华民族，这从根本上确保中华文明传承有序、从未断流。反过来说，中华文明连续性，也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在民族领域则是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例如，我国之所以采取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则是中华文明的深厚根基使然。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们没有搞联邦制、邦联制，确立了单一制国家形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就是顺应向内凝聚、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发展大趋势，承继九州共贯、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中国文化大一统传统。”正是基于中华文明的深厚传统，中国共产党在民族领域成功实现“两个结合”，在理论上推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在实践中开辟出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这得益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得益于各民族共同汇入中华文化洪流。中华文明的连续性，离不开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正因为中华民族不因循守旧、不僵化保守，中华文明才能生生不息。在历史上，各民族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相互学习、相互欣赏、相互吸收，推动各民族文化交融一体，厚植了中华文化的根基，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增强了中华文化的活力。各民族融入中华民族的过程，也就是各民族文化为中华文化注入创新因素的过程，也就是中华文化不断吸收各民族文化精华而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概论》第三讲指出，中华民族早在史前时期就已具备“创新发展”的文明因子；第六讲则指出，中华民族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便开始探索“儒释道文化交融”；第七讲则指出，隋唐时期的“胡汉互鉴”共同开创了中华文化的鼎盛局面；从第八讲到第十一讲，则系统讲述了从辽宋夏金到元明清，各民族政权为加固中华民族大一统局面而不断贡献制度创新和文化融合；第十二讲到第十五讲更是描述了中华民族旧邦新命、涅槃重生的转型历程，这同时也是中华文明革故鼎新、自我更新的转型历程。在此意义上，中华文明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共有精神家园，而决非是各民族文化简单相加的文化拼盘。所以，各民族都应对中华文明保持高度文化认同，共同继承中华文化，共同坚定文化自信，共同分享文明荣光。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这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源头所在，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不同于西方民族国家的本质特征之所在。中华文明的统一性贯穿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全部历史。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不断追求大一统、维护大一统、发展大一统的历史。值得注意的是，大一统不是汉族的创造，而是各民族的共识。秦汉夯实了大一统政治体制与思想文化基础，这不单单只有汉人的创建，还包括各族人民的共同贡献。如西戎秦人与南蛮楚人创建了秦汉大一统；以“五胡”为代表的北方游牧民族主动融入中华，为隋唐大一统奠定基础；蒙古人创建的元朝则为大一统贡献了一系列诸如行省制等重要制度。正因为大一统是各民族的集体共识，所以中华民族每逢历史紧要关头，各民族便能汇聚起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使中华民族分久必合，再度统一。中华民族向心力、凝聚力始终存在，成为维护国家统一的内生动力，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巩固、发展的重要基因。基于中华文明的统一性，《概论》由此阐明中华民族共同体与西方民族国家的本质区别：“中华民族共同体坚持大一统历史传统，西方民族国家脱胎于封建城邦自治体系”，“西方文明是‘分’的逻辑，不断把大帝国切割为小国家；而中华文明是‘合’的逻辑，由各民族交融成大中华。”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这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优越于西方多民族模式。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不仅依靠政治制度的“大一统”，也有赖于文化认同的“大包容”。因包容而赢得各民族认同，因认同而维护大一统，因大一统而从未中断。正是凭借包容性，中华民族共同体获得了“可大可久”的顽强生命力，没有重蹈罗马帝国和蒙古帝国等帝国的覆辙而沦为历史遗迹。“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而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则彰显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独特优势。《概论》指出，“西方民族国家无论是对少数民族和外来移民实行同化和压制政策，还是实行多元文化主义政策，都没有真正化解多民族社会治理问题”。究其根源，西方国家历史上的民族同化、净化政策只有同质性，没有多元性；而多元文化主义一味突出多元性，又忽视了一体性。与民族同化、净化等政策相比，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体性是经由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而实现的，是高度自主的自觉选择而非强制被迫的无奈之举。与只在抽象社会形式上赋予少数族群以平等权利的多元文化主义相比，中华民族共同性则通过交往交流交融的包容力来化解各族群的矛盾，而非人为制造各族群之间的藩篱与隔阂。正是根植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中华民族共同体能够妥善处理多元与一体的关系，为人类社会合理平和地解决民族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这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帝国”。《概论》明确指出“帝国”的构成要件，即“西方‘帝国’是一个民族或国家通过暴力手段征服其他民族或国家，并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的殖民统治”。相比之下，中国古代虽有帝制，却没有野蛮扩张、对外殖民的历史。正如《概论》所说，“中国古代有着世界上范围最大的农耕区，农耕文明的漫长演化和长时间主导，积淀出追求秩序、稳定内敛、爱好和平的文化性格。几千年来，即便在国力鼎盛的时候，中国也从没有对外搞殖民扩张，而是靠商贸怀柔远人；从没有殖民统治周边邻国，而是靠朝贡体系礼尚往来；从没有对外传教搞文化霸权，而是靠有闻来学赢取人心。”而这正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与西方“帝国”的本质区别。立足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中华民族共同体与西方“帝国”的不同之处，便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贯通之处。目前很少有研究把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相联系，在这方面，《概论》的相关论述无疑具有一定的创新性。正因为中国从来就不是唯我独尊、对外扩张的帝国，而是奉行和而不同、多元一体的统一多民族国家，所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原则同样适用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各民族和平共存的相处之道、多元一体的基本格局、交流互鉴的互动关系、安定繁荣的共同向往，完全可以从国内各民族之间的民族治理扩展到国家之间的全球治理中去。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必然性和巨大优越性，深刻根植于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概论》通过一系列论述表明，继“四个共同”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四个与共”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围绕中华文明突出特性所作的重要论断，为深刻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了全新的文明视角。通读《概论》教材，人们不难深切感受到，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不仅是一项责任重大的民族工作，同时也是一项崇高光荣的文明事业。这是因为，中华民族共同体不仅具有深厚的中华文明意蕴，更是为人类解决民族难题开辟一条文明新路。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厚根基，反过来说，中华民族共同体则是中华文明的有效载体。对民族工作而言，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崇高使命最终落脚在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这是因为，深刻认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有利于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有助于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巩固发展中华民族大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终，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相向而行、相得益彰，而这正是《概论》的必然结论，也是人们的共同期待！
（孙明霞，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教授）
（来源：中南民族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