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连上谷，南达并恒，西界黄河，北控沙漠，居边隅之要害，实京师之藩屏。”
明末清初的地理学家顾祖禹如此评价山西大同（时称大同镇）。▲大同云冈石窟第二十窟露天大佛。
表里山河。山西是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素有“五千年文明看山西”之美誉。而在晋北，中国历史地理的重要标志——长城、胡焕庸线分别大致以东西、南北方向穿越了大同所在的桑干河盆地。作为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的核心区域，这里自古便是中原农耕文明与北方游牧文明大碰撞、大融合的舞台。战争与和平交替往复，冲突时是中原王朝与周边政权攻防的前沿；而在更悠长的祥和岁月里，则是南北物产交换、民族文化交流的通道和重镇。因此，长城内外、胡焕庸线两侧除了荒原，更有众多受惠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城镇崛起，大同就是其中一个。据考证，“大同”由“平城”渐次演化而来。概算起来，叫“平城”已1500余年，名“大同”有978年。胸怀天下谋“大同”。“大同”之名，定然体现了人类本初告别纷争、化剑为犁、拥抱和平的朴素理念，象征着各族人民世世代代追求和合和谐和美的大同愿景。世界大同，和合共生。“大同”，好一个吉祥美好之名。那么，在“大同”名称的背后，究竟蕴含着怎样的历史深意？大同的前世今生，又对我们有着哪些启迪？就此，记者近日专访了山西大同市作家协会主席任勇。记者：这么多年来，想必您无数次触摸过、感知过云冈石窟。那么，您眼中的云冈石窟是什么样的呢？任勇：云冈石窟是北魏少数民族政权留给后世的一份无比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是东西方文化、少数民族文化与中原文化、佛教艺术与石刻艺术相融合的里程碑。因此，从古到今、历朝历代都对云冈石窟和北魏王朝刮目相看。
▲大同云冈石窟壁画局部。
云冈石窟是当之无愧的世界雕塑艺术宝库。1500多年前，来自北凉（今甘肃武威一带）等地的顶级艺术家和雕塑家共同创造了这一融合中原、西域以及东西方艺术风格的杰作。这表明，河西走廊不仅是佛教进入中国的第一通道，同时也是西方艺术进入中国的第一通道。云冈石窟也是大同成为中国古都且具备强大震撼力的无可替代的实物象征。在大同，云冈石窟毋庸置疑地见证了那座拥有150万人口的世界上少有的大都市——北魏平城的真实存在。云冈石窟还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诸多项目在学术研究和传承保护领域的活目录。例如，其中的音乐窟足以让专家学者专注数十载，甚至倾注一生精力去研究揣摩。可以想象，如果以此窟为基础，挖掘打造一台融合中原、游牧和西域等多种风格的音乐舞蹈剧——“北魏宫廷乐舞”，那将是何等的气象恢宏。▲大同云冈石窟音乐窟。
此外，在我国佛教传播发展史上，云冈石窟是佛教进入中国后得到大发展，特别是各种宗教交流互鉴、和谐共处的标志。当时，那位义无反顾的决策者文成帝拓跋濬，邀请佛教高僧昙曜出任总设计师和艺术总监。昙曜以及北魏时期的佛教大师法果、师贤，都来自北凉。有了佛教在北凉的推广和沉淀，才有后来佛教在中原大地的普度众生。
任勇：“大同”一词，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多有涉及。庄子说“颂论形躯，合乎大同，大同而无己。”意思是天地万物，包括我们人类，都应该相互融合。2400多年前，孔子在《礼记·礼运》中把“大同”解读为天下为公。大同的历史，有史籍记载的在3000年之多。战国时期，大同属赵国管辖，分别在其北部、东北部和西部、南部设有云中郡、代郡、雁门郡。后来的代国、代王等与“代”有关的称呼，大致都与此“代郡”有关。秦汉三国两晋时期，大同一直处于中原与北方交往的前沿地区，有大同长城为证。北魏建都大同，道武帝顺理成章地延用他爷爷曾经的“代国”名号，随后才改称“魏”。
▲雪中的大同古城。
北魏定长城之下的平城为都，是拓跋珪反复权衡利弊后的选择。平城的方位与如今大同古城基本一致，但面积却是现有的两到三倍之大，往北、往东还有大片地域。御河自西北向东南从平城缓缓流过，在今云州区内并入桑干河，然后朝河北方向流去。说到大同曾经的辉煌，一般用八个字评价：三代京华、两朝重镇。除了北魏建都平城，大同还是辽朝和金朝的陪都。辽代是契丹族建立的政权，金代为女真族建立的政权，他们都与拓跋鲜卑人一样，属于北方游牧民族。两朝重镇，则是指明、清时期的大同依然是中原与北方草原大漠之间“门神”级别的、手握“北方锁钥”的重镇。辽重熙十三年（1044年），升云州府为大同府，为辽之陪都。此前，大同曾经的“代”“平”“云”等名号同样也寄寓着公平、自由、平安和世代传承等美意，但直到辽兴宗帝才命名了“大同”这个意味深长的美名。或许正是受“大同”思想的影响，辽金时期，虽然先后与北宋、南宋对峙，但总体上维持了300多年的平衡。从那以后，这个祥和的福地宝城，一直沿用大同之名。记者：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发展过程中，胡服骑射、北魏孝文帝改革都极大地促进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意义重大。这两件事与大同有着什么样的关联？任勇：这两出民族融合的大戏，很大部分都是在大同域内上演的。先说战国时期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其实质是中原汉人向胡人学习，主要包括服饰、军事等变革。当时赵国在阴山下修筑长城，并意在把大同铸成坚强的后盾。战国七雄之争，赵国不但面临其他六国的威胁，还有周围的中山国和林胡、楼烦等游牧民族的侵扰。赵武灵王是农耕民族向游牧民族学习的首位领军人物，在与胡人征战的过程中，他感悟道：我赵国人长袍大褂宽袖口，行军打仗、干农活都极为不便，远不如胡人的短衣窄袖和皮靴方便灵活。我赵国要实行胡服制，所有将士都必须学会骑着马射箭。于是，从服饰到战车，从军事到民间，胡服骑射最终变成了全体赵国人的自觉行动。赵武灵王还大胆起用胡人，重用出身楼烦、匈奴等少数民族的人才。后来，被赵国打败的胡人反而开始羡慕中原人，并且穿起了长袍和宽袖。赵国的胡服骑射，很快为其他六国所仿效，中原人学胡人一时成为风尚。
至于北魏孝文帝主导的汉化改革，从平城迁都到洛阳，其实质是游牧民族拥抱中原文化，主要包括太和改制及其之后的彻底汉化。拓跋鲜卑人这样做，我认为主要是对中原文化的崇拜和向往。北魏的历史证明，只有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才会诞生太和改制这样举世瞩目的成果。做到这些，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作为“五胡”中最晚进入中原的北方少数民族，拓跋鲜卑海纳百川，虚心接受汉族的先进文明。从游猎转为游牧，由游牧发展到农耕，再到建都平城，他们早已不再是过去聚居在嘎仙洞的拓跋氏族了。就像开国之君道武帝拓跋珪一直讲的那个故事，他说：虽然我们曾经生活在草原和森林，但我们是黄帝子孙，有朝一日要回到黄河岸边，回到华夏文明的发祥地，那里有我们的根。或许，这只是讲故事，但拓跋鲜卑一直膜拜、向往中原文化却是真真切切的。这也许就是孝文帝最终决定迁都洛阳、彻底汉化的原动力所在。
正是在拓跋鲜卑汉化改革的背景下，三国时期司马懿的后裔司马金龙主动从东晋来到北魏，被封为琅琊王。上世纪60年代中期，大同司马金龙墓出土的彩绘漆屏等文物，成为南北朝时期民族融合、文化交流的一个缩影。值得深思的是，鲜卑人后世遗传了前辈基因，从杨坚、杨广到李渊等，都与北魏有着千丝万缕的渊源。难怪，曾有当代文化名人站在云冈石窟前感叹：中国由此迈向大唐。（作者任勇为山西大同市作家协会主席。本文刊发在《中国民族》杂志2022年第11期，本文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