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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581年—619年)享国时间虽不长，却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承上启下的大一统王朝。公元589年，隋灭陈，统一中国，结束了西晋末年以来长达近300年的分裂局面。隋朝开凿大运河，重开丝绸之路，开发西域，促进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丝路，汉朝为维护丝路通畅，设西域都护府管理西域事务。然而经历魏晋南北朝的分裂动乱，西域渐次游离于中原政权的控制。隋朝建立后，在北方和西北方面临强大的突厥，阻断了经河西走廊通西域的道路。以今青海地区为中心，出现了吐谷浑政权，通过此地与西域的联系也被阻断。隋朝在边疆政策和对外交往中逐步表现出积极进取的姿态，主张友好交往和贸易往来。隋朝有两次重要的外交活动。一是派韦节、杜行满等人出使中亚各国。《隋书·西域传序》记载：“炀帝时，遣侍御史韦节、司隶从事杜行满使于西蕃诸国。至罽宾，得码碯杯；王舍城，得佛经；史国，得十舞女、师子皮、火鼠毛而还。”二是派人出使波斯。波斯在今伊朗一带，大约大业六年（610年）李昱到波斯，波斯的使节随之而来。其时波斯的首都在泰西封，即今伊拉克境内巴格达东南32公里处，滨底格里斯河左岸，当迪亚拉河河口，可知李昱的足迹已达两河流域。▲伊拉克泰西封古城。（图片来源：丝绸之路世界遗产网站）南北朝以来，由于中原战乱，西域使节和商队往往落脚于河西走廊的张掖，张掖一时成为国际贸易中心。对此，《隋书·西域传序》记载：“帝复令闻喜公裴矩于武威、张掖间往来以引致之，其有君长者四十四国。矩因其使者入朝，啖以厚利，令其转相讽谕。大业年中，相率而来朝者三十余国，帝因置西域校尉以应接之。”大业三年(607)，炀帝到恒岳祭祀，西域十余国均来助祭。炀帝西巡至河西走廊，驻跸燕支山，高昌王麴伯雅、伊吾的吐屯设（相当于监督官）以及西域27国的国王、使者都在道旁拜谒，盛况空前。为了加强对西域及各方使节和商人的招徕，隋朝在机构设置上加以改创，除设置西域校尉外，还设立了四方馆，四方馆设“东夷使者、南蛮使者、西戎使者、北狄使者”，分别“掌其方国及互市事”（《隋书·百官志》）。每个使者署在纲纪、监管、互市等方面分工明确，各司其职，运转顺畅。这种贸易管理机构的出现是经济发展的需求，也直接反映出当时贸易的昌盛。裴矩认为突厥强大，不是一下子能够消灭的，只能采取离间分化政策。东突厥沙钵略可汗归附隋朝，试图借隋朝之力灭西突厥，但隋朝并不支持他们，两存之，使之互相牵掣，从而减轻了对隋朝的压力。东突厥都蓝可汗继位后，他的妻子大义公主为北周宇文氏之女，鼓动都蓝可汗出兵攻隋，又暗中联合西突厥。裴矩建议炀帝遣人出使东突厥，揭发大义公主与侍从私通一事，劝说都蓝可汗惩治大义公主。长孙晟出使东突厥，后大义公主被杀，从而清除了东突厥内部的反隋势力，阻止了东、西突厥的联合。西突厥地处阿尔泰山以西的广大地区，曾一度非常强大，后因与东突厥数次征战，属国多叛，至处罗可汗在位时已出现危机。处罗可汗思念居住在长安的母亲，隋朝就派遣使者崔君肃前往，成功说服处罗遣使入贡。然而度过危机后，处罗对隋朝的态度又发生了变化，不愿臣服。这时，依附于处罗的射匮遣使来求婚。射匮是西突厥前大可汗达头可汗的孙子，本应继承汗位。裴矩建议“厚礼其使，拜为大可汗，则突厥势分，两从我矣”（《资治通鉴》卷181）。这个计策，致使射匮击败处罗成为可汗，此后射匮及其继任者与隋朝乃至后来的唐朝都保持着友好关系。吐谷浑地处今青海、甘肃一带，这里是东西方交往的通道，在河西走廊战乱动荡时是沟通中原地区与西域的枢纽。隋朝建立后，吐谷浑屡屡寇掠西部边境。裴矩认为“吐谷浑易可并吞”，当铁勒部遣使来降时，裴矩就鼓动他们袭击吐谷浑，炀帝同时派兵出击，一举击溃吐谷浑。从此，“自西平临羌城以西，且末以东，祁连以南，雪山以北，东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隋书·西域传》）的土地归入隋朝版图，隋在此设立西海、且末、河源、鄯善四郡，并徙赦罪犯到此屯戍，丝绸之路达到前所未有的兴盛局面。据记载，当时自敦煌出发西行至“西海”有三条路线，终点都是“西海”。但“西海”分别指地中海、波斯湾和印度洋。丝绸之路的畅通促进了隋朝与中亚、西亚乃至欧洲诸国的交往，为后来唐朝丝绸之路的繁荣打下了基础。隋朝积极拓展与西域的贸易往来，宣扬隋朝的文明、富庶与包容，许以厚利，吸引了西域商人络绎不绝来到长安、洛阳。为了招商，隋朝举办过两次具有“万国博览会”性质的活动。大业五年（609）六月，隋炀帝西巡河右，驾临张掖，御观风行殿，“盛陈文物，奏九部乐，设鱼龙曼延，宴高昌王、吐屯设于殿上，以宠异之。其蛮夷陪列者三十余国”（《隋书·炀帝纪》）。当时参加这一盛会的有北方游牧民族、西域和东北亚各政权和中亚各国。这次活动的重要内容是“盛陈文物”，向“三十余国”展示隋朝的产品。大业六年（610），朝廷邀请各番部落酋长、使节、胡商齐聚东都。东都有丰都、大同、通远三个大市场，这三市的饮食店肆都设置帷帐，摆着丰盛的酒席，派掌管番邦的官员带领胡商到此从事贸易。凡胡商所到之处，店肆都邀其入席，至酒醉饭饱方离去。隋朝商家把最好的商品展示出来，把美丽的丝绸缠绕在路旁的大树上，一条条商业街花团锦簇，美不胜收。在开展商业活动的同时，又举办异彩纷呈的娱乐活动，在端门街举办盛大的百戏表演，“戏场周围五千步，执丝竹者万八千人，声闻数十里，自昏达旦，灯火光烛天地，终月而罢”（《资治通鉴》卷181）。目睹此景，各方来者艳羡不已，赞为“神仙之地”。这两次博览会通过彰显隋朝的文明和富庶，吸引了更多周边民族和域外商人的到来。由此可以看出，这是一种非常超前的商业智慧。如今世界上盛行的世界博览会，具有同样的性质。隋代在洛阳举行的贸易盛会，可以说是当今世博会的雏形。隋朝通过招抚、使节往来与西域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保证了丝绸之路的畅通，使中西交往呈现新气象。贸易活动也促进了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吐谷浑之地和河西走廊宜于养马，隋朝便在其地设置牧马监，年养马量超10万匹，隋朝的军马基本上由河西、陇右供应。隋朝初期土旷民稀、贫穷落后的河西、陇右地区，到了唐朝一跃形成“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的局面（《资治通鉴》卷216）。继征服吐谷浑，将青海及其周边地区归入中央王朝版图后，隋朝还遣兵征服林邑、契丹，巩固和发展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格局，在民族融合进程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隋朝还派人出使南海国家赤土，发展与东南亚等国的关系，当时南海20余国与隋朝建立友好关系。积极的外交活动促进经济贸易的发展，中国的丝织品源源不断地进入中亚、西亚，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传到了西域；域外的良马、葡萄、珍宝、医药、香料等物产也进入中原。中原地区的儒家思想、礼仪教化、典章制度等通过官方和民间的交流，在西域广为传播，隋代中原文化为周边民族所仰望。大业三年（607）东突厥启民可汗入朝时，见中原文物之盛，“见而慕之，请袭冠带”。归国后他上表自称“至尊臣民，愿帅部落变改衣服，一如华夏”（《资治通鉴》卷180）。大业八年（612）高昌王麴伯雅迎娶华容公主，“观礼容于旧章，慕威仪之盛典”，下令高昌国内改革风俗，“袭缨解辫，削衽曳裾，变夷从夏，义光前载”（《隋书·西域传》）。隋朝以开放和包容的态度接纳外来文化，中国与印度、中亚佛教交流也日趋繁荣。隋代高僧达摩笈多就曾于敦煌游历，彦琮也因记录达摩笈多游历西域的见闻著《大隋西国传》。隋朝时期发展起来的天台宗、三论宗、律宗等宗派，大师辈出，著述颇丰。自北朝时已经传入中国的古波斯祆教继续流传，隋在鸿胪寺中设“萨宝”（祆教的祀官）。信奉祆教的胡人不但入住京城，也散处诸州，立有祆祠。西域音乐舞蹈也在中原地区流行，隋朝设立礼乐时“华戎兼采”，宫廷的九部乐中就有龟兹、疏勒、安国、天竺等乐舞；西域舞蹈在宫廷和民间也是盛极一时，到处传习……隋朝经营西域，促进了中西之间的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将自汉武帝后逐渐衰落的丝路贸易推向又一个高峰。代之而起的唐王朝继承了隋朝开创的局面，推动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中西文明交流互鉴进一步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作者简介：
石云涛，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二级教授，古代文学研究所所长，冠名讲席教授，主要从事汉唐历史与文学、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9ZDA261）首席专家。出版著作《唐代幕府制度研究》《丝绸之路的起源》《安史之乱》《汉代外来文明研究》《唐诗镜像中的丝绸之路》等20余部，发表论文180余篇，曾获第八届全国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北京市第十六届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二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