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杂志拟与内蒙古博物院联合于2023年第6期《史话共同体》栏目推出重磅专题：内蒙古地区文物考古见证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历史文化遗存见证中华文明曙光

在遥远的旧石器时代，内蒙古地区是人类的重要起源地之一。

发现于呼和浩特市的大窑遗址是内蒙古地区迄今发现最早的古人类活动遗迹，是世界上最大的石器制造场，距今50万年，出土了砍砸器、石核、石片、石斧等多种类石器，证实这里的远古先民利用石材打制石器，制作狩猎工具。

发现于鄂尔多斯市乌审旗的萨拉乌苏遗址，出土了动物化石和人工打制石器，目前已发现人类化石20余件，被命名为“河套人”，距今15-7.5万年。在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发现的金斯太遗址，出土了大量石核、刮削器、砍砸器、石叶、尖状器等石制品，距今约3-1万年。萨拉乌苏遗址的石器形制及其制作技术，金斯太遗址石器制作的勒瓦娄哇技术，均与同时期的欧洲史前文化相同，也反映了欧亚大陆各地同时期文化的互动关系。

内蒙古博物院《 长城两边是故乡——内蒙古文物菁华展》海报

红山文化主要分布于西辽河流域，距今 6500-5000年间，以出土大型农业生产工具石耜、祭祀性玉器、“之”字纹筒形罐、红顶钵陶器、大型泥塑神像以及祭祀建筑群为核心内容，以内蒙古哈民遗址、辽宁牛河梁遗址为代表。红山文化“C”型玉龙、玉人像和泥塑女神像，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识。在赤峰市敖汉旗兴隆洼遗址，出土了中国最早的玉珏、玉管、玉凿等，玉器制作打磨技术已相当成熟，距今8000年左右。在赤峰市翁牛特旗三星塔拉村发现的“C”形碧玉龙，吻部前伸，双眼突起呈梭形，颈脊起长鬣，龙尾内卷，整体呈腾飞状，是红山文化玉器的杰出代表，也被称为“中华第一龙”，是中华文明5000多年历史的象征。

红山文化、仰韶文化的三角形、条形、涡旋纹彩陶纹样的趋同，充分体现了古代内蒙古地区多种文化间的交流互鉴、良性互动。

青铜时代，内蒙古地区大型聚落遗址和早期城市的出现，一些带有浓郁中原文化元素文物的出土，标志着古代内蒙古地区与中原地区的交往交流更加深入。

出土于赤峰市夏家店下层文化大甸子墓地嵌贝彩绘陶鬲，器表通体以红、白两色互为衬托，绘制出不规则排列的折线和勾连组合而成的几何形纹饰。陶鬲是我国古代先民日常生活使用的一种炊具，最早出现在距今4500年左右的龙山时代，一直沿用到距今2500年左右的战国时期。鬲的形制特异，它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符号，对于深入探究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出土于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土城子古城遗址的铭文青铜剑，在剑身近剑格处阴刻篆体铭文“耳铸公剑”四个字，经考证为春秋时期晋文公重耳所用之剑。晋文公是春秋“五霸”之一，曾避难出奔于狄。关于狄的活动地域学术界曾经一直没有明确，正是这把剑的发现，为解答该学术疑问提供了新的证据。在“耳铸公剑”出土地和林格尔土城子地区发现了一座春秋时期的城址。据《史记·晋世家》“重耳居狄凡十二年而去”记载，晋文公在狄国生活了12年后成就霸业。晋国与狄民众长期通婚，往来密切，这件越式青铜短剑就反映了中原与北方民族之间交往融合的历史。

在和林格尔土城子古城还出土了一件战国时期的树木鸟兽纹瓦当，其居中饰一树纹，树冠向上呈拱形，枝叶两侧对饰飞鸟，树干上对饰攀缘的双猴，树根部对饰山羊。这种树纹瓦当在山东齐国临淄故城出土较多，树冠飞鸟、猴子援树题材源自中原灵魂升天、王侯将相等传统文化，而对羊内容的出现则又反映了当地畜牧经济的特色。这件瓦当是当时内蒙古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缩影，生动地体现了中原与北方草原地区交往交流交融的状况。

考古实物讲述民族融合历史佳话

在内蒙古长城沿线分布的古代郡县城址当中，也同样出土了大量秦汉时期的精品文物，印证着这一时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

在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八拜古城出土了汉代龙首青铜灶，从灶台上锅的配置看，蒸、煮、炒炊具齐全，可见当时当地农业生产技术发达、农耕经济繁荣以及食品种类之丰富。

在呼和浩特市南郊大黑河畔，有一处高达33米坟冢，这便是号称“青冢”的王昭君墓遗址。在此处以西、黄河以北的包头召湾汉墓中，出土了一件“单于和亲”瓦当。公元前53年，南匈奴首领呼韩邪单于率众归附汉朝；公元前33年，汉元帝赐汉朝宫女王嫱嫁给呼韩邪单于，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昭君出塞”。汉匈和亲之后，边疆地区出现了“边城晏闭，牛羊遍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的景象。

关于出土的汉代文献档案文物，以额济纳旗居延遗址发现的3万余枚汉简最为典型。这些居延汉简详细记录了当时的烽燧、驿传、屯田、屯戍制度和戍卒生活等各方面情况，内容涉及古文字、文书档案、中医药、数学、天文历法、法律、军事、经济、交通等多方面，被称为“20世纪中国档案界的四大发现之一”。同时，在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新店子发现的小板申村东汉壁画墓，有保存完好的壁画56组、榜题250条，涉及庄园、坞堡、烈女孝子、出行畋渔、牧马牧牛等内容，反映了当地多民族共处其乐融融的田园生活，是目前我国研究东汉庄园制度最完整的实物资料。

魏晋时期的内蒙古地区是民族大融合的前沿地带，在此活动的主要民族以鲜卑人为主，还有乌桓、高车和柔然等。

鲜卑人南迁进入中原，实际上也是广泛接受汉文化，主动融入华夏民族的历史过程，所以，这一历史时期不同种类的文物都深深地打上了文化交流融合的烙印。鲜卑人的装饰以动物形金属牌饰为主，通常以鹿纹、马纹、猴纹为主体，其中以出土于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后旗井滩村的三鹿纹牌饰最为典型。此牌饰呈长方形，黄金铸造而成，透雕并列伫立着三只大角鹿。在中原传统文化中，鹿是常见的寓意吉祥的动物题材，这枚三鹿纹牌饰便是鲜卑人广泛吸纳中原文化的实物例证。

与鲜卑人同时融入中原的还有乌桓等民族。出土于凉城县小坝子滩村的印面阴刻篆书“晋乌丸归义侯”六字的金印，是中原王朝赐予乌桓首领的重要印鉴。乌桓在魏晋时期亦称作“乌丸”，“归义侯”则是中央王朝对周边归附少数民族首领赐予的封号。该类文物出土较多，如“晋鲜卑归义侯”“晋匈奴归义王”“晋夫余归义王”“晋归义羌王”等各类印鉴。乌桓是我国古代北方地区的重要部族，“晋乌丸归义侯”金印与东汉“护乌桓校尉”汉墓壁画相互印证，是各民族密切往来、文化交融的实物见证。

在内蒙古隋唐时期的古代城市遗址和墓葬中，也出土了一批珍贵文物。它们在装饰纹样和制作工艺上，均体现了制作技艺的高度发达以及多民族文化融合的显著特色。

出土于赤峰市喀喇沁旗哈达沟窖藏的摩羯戏珠纹金花银盘堪称精品。该银盘在口沿部錾刻牡丹纹和葡萄纹，底心錾刻相向摩羯纹，盘心饰一火焰宝珠。与金花银盘同时出土的还有5件类似的银盘，纹样装饰有狮纹、鹿纹、团花纹、葡萄纹。其所饰摩羯纹，在古代印度雕塑和绘画中常有出现。唐代佛教盛行，摩羯纹也逐渐中国化，成为金银器上普遍的装饰纹样。摩羯纹银器在唐朝的盛行，体现了中国古代中外交流的频繁密切，其中国化的改变也体现出中华民族对外来文化的兼容并蓄。

此外，与葡萄纹有关的瑞兽葡萄镜在内蒙古地区也很常见。较为典型的是和林格尔土城子唐代单于大都护府遗址出土的瑞兽葡萄镜。该镜内区绕钮有4只瑞兽首尾相接，葡萄藤蔓缠绕于瑞兽间，在葡萄和叶蔓间还饰有8只姿态各异的飞鸟，堪称精品。铜镜制造技术与当时社会进步、生产发展、文化繁荣有着密切关系，从这件瑞兽葡萄镜的装饰纹样可以看到隋唐盛世文化交流融合与手工业生产的高度发达。

辽金西夏时期是内蒙古地区古代城镇快速发展的阶段，在城镇遗址和外围墓葬中出土的大量珍贵文物，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草原民族文化与汉文化的交融互鉴。

内蒙古地区出土的辽代文物种类全、精品多，在全国具有典型性。赤峰是辽朝的京畿地区，辽祖陵、辽怀陵、辽庆陵等三大皇族陵寝便位于此地，这里还分布有大量的贵族墓葬。在这些墓葬中出土了数量众多的金银、陶瓷、丝绸、壁画等文物，这些文物中原文化色彩浓郁，以儒学、佛教、汉文字等题材以及陶瓷、丝绸等器物为大宗。在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宝山辽代贵族墓葬中发现了大面积精美的壁画，主要有“贵妃调莺图”“织锦回文图”“高逸图”“降真图”，题材丰富，故事粉本皆源于中原地区。辽代文物比较多见体现中原文化的金银瓷器，如出土于通辽市科尔沁左翼后旗吐尔基山辽墓的龙纹金花银盒，其器盖、器身便装饰了龙纹、如意云纹、鹦鹉纹、牡丹纹、狮子纹、凤凰纹等，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集合体，堪称艺术瑰宝。出土于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耶律羽之墓的辽孝子图纹鎏金银壶，在颈、腹部錾刻了“搤虎救父”“为母埋儿”“卧冰求鱼”等8幅孝子故事图。由此可以看出，忠孝节义等儒学思想观念已被契丹人所接受，并成为辽代社会道德规范的准则。在该墓出土的“万岁台”金花银砚盒，也通体装饰忍冬卷草纹、牡丹纹、莲纹、龙纹，并刻划有“万岁台”三字，盒内还装有一件箕形石砚和两支毛笔。该砚盒主人为东丹国丞相耶律羽之，此时文房四宝已经被契丹皇族上层所接受和使用，可见中原文化影响之深。出土于通辽市奈曼旗辽陈国公主墓的4组琥珀璎珞，饰有龙、牡丹、鸳鸯、菊花等纹样，分别佩戴于公主和驸马的颈部。琥珀为舶来品，来自欧洲的波罗的海地区，在琥珀上雕刻中原传统纹样，是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完美结合。同样出土于耶律羽之墓的辽白釉鸡冠壶，是仿照皮囊烧制而成的瓷器，又称“皮囊壶”。契丹人将生活中经常使用的皮质器皿，移植到中原传统的瓷器烧制技术上，定烧出特殊形制的器物，完美地融合了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

元明清时期边疆治理的重要实证

元明清三朝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巩固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边疆治理体系更加成熟，草原丝绸之路也进一步繁荣发展，内蒙古地区的城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城市功能由军事防御逐渐向经济贸易、商品交换功能转变。在内蒙古这些古代城市遗址出土的文物，更多地体现了当时的管理制度中所蕴含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厚内涵。

元代的出土文物以建筑构件、雕塑、金器、瓷器为主，也最为精美。

世界文化遗产——元上都遗址出土了较多的石刻文物，多为汉白玉大理石精品。在其宫城正殿大安阁西南角出土的汉白玉龙纹角柱，再现了元代皇家宫城建筑的华丽壮观。汉白玉角柱正面和左侧分别是竖向高浮雕对称的五爪腾龙，并配以牡丹、菊花、荷花和莲藕等花卉，形成一幅龙穿花海的动态图。在元上都地区还出土了一件元代“五子登科”石刻，出土于锡林郭勒盟多伦县砧子山，属于元上都城外墓葬出土文物。画像石描绘了5个童子正在援树摘取挂在树梢上的风筝，画面以风筝为中心，构图寓意为“五子登科”。该石刻反映了元代民间世人对科举功名的推崇。

元代的牌符类文物也较为常见，以兴安盟科尔沁右翼中旗色音花出土的夜巡牌最为典型。该夜巡牌首部饰莲花式钮，圆牌正面居中为“元”字，外围环雕有汉文“天字拾二號夜巡牌”等，其反面居中自右至左雕刻有竖排波斯文、八思巴文、畏兀儿体蒙古文三行。圆牌发放编号以源自中原文化的《千字文》为序列，这在元代牌符中较为盛行，体现了元代多元文化汇聚交融的特点。

内蒙古地区还出土了元代中原各大窑口的精品瓷器，以乌兰察布市集宁路古城出土瓷器最为典型，其中出土的青花梨形壶是经典之作，器盖整体捏塑成蹲坐在莲花上的小狗形状，壶体双面饰緾枝牡丹花，把手饰火焰纹，代表了元代青花瓷器创烧的最高技术水准。与青花瓷器相媲美的是磁州窑的红绿彩瓷财神像，也出土于集宁路古城遗址，为一倚座的文官形象，头戴高冠，身穿圆领、阔袖对开式长袍。这件红绿彩瓷塑像出土时呈站立状，在房屋的前厅部位，周围置有灯盏和铜钱。据此判断，它应当是古城内居民供奉的文财神。集宁路古城属于商贸城市，这件红绿彩瓷塑人像的出土，说明中原文化对草原地带已经产生深远影响，也反映了当时当地商业贸易繁盛的景象。

在呼和浩特市丰州古城窖藏出土的钧窑香炉，正面有一方形题记，刻有“己酉年九月十五小宋自造香炉一个”铭文，施釉浑厚大气，色彩变幻莫测，是目前出土的器型最大、色彩最丰富、制作最精湛的钧窑产品。香炉多用于佛寺、道观、孔庙礼仪祭祀活动，从钧窑香炉的规格上可以看出中原传统的祭祀礼仪在草原地带施行的盛况。

出土于额济纳旗黑水城遗址的合同婚书，是元代档案文书类的代表性文物，书写在麻纸上。这是该遗址出土的一件最为完整的婚书。黑水城古城元代时为亦集乃路治所，城内分布有官衙、肆市、驿站、寺院等，居民中有汉人、蒙古人、党项人、色目人、阿拉伯人等。在这里发掘出土文书近3000余件，其中汉文文书2200余件，数量最多，其他依次为西夏文、畏兀儿体蒙古文、八思巴文、藏文、亦思替非字、古阿拉伯文等。由此，也反映了元代边疆地区民间礼俗法律制度的实施与民族融合的真实状况。

明清时期，内蒙古地区出土的文物多与边疆治理、经济社会发展有关，其中不乏代表性文物。

明代万历掐丝珐琅葵口盘出土于库伦旗三家子村，盘面饰枝花卉、牡丹、如意纹，盘内底篆书“寿”字，左右双龙戏珠纹，底足处楷书“大明万历年造”六字款。烧造珐琅制品的技术源自中亚波斯、阿拉伯地区，经过中国工匠的吸收创制，植入了中原传统的文化符号，与青花瓷一样，成为中西合璧手工业生产技术高度发达的精品杰作。

清代的乌兰察布盟长印，是清王朝加强内蒙古边疆地区管理的重要实证。此印于清乾隆十三年（1748年）颁造，其印面及印钮左右分刻有蒙文、满文，皆译为“乌兰察布盟长之印”。清朝在边疆民族地区所用官印，均采用汉文、满文与其他民族文字合璧组合的形式。清中央政府在蒙古地区实施盟旗制度，对漠南蒙古划分为六盟四十九旗，盟长即为各札萨克旗会盟与集会的管理者。盟旗制度有效地强化了中央政府对边疆地区的管理，对于促进民族团结和经济社会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清中央政府不断加强对边疆地区的管理，还体现在对黄河的有效治理上，其相关文物反映了黄河沿岸地区各民族文化的交融。其代表性文物是矗立于内蒙古托克托县双河镇河口村的两根蟠龙铁幡杆，铸造于同治元年(1862年)。这两根蟠龙铁幡杆通高12米，其底座础石为花岗岩材质，顶端杆头为圆球形，寓意“天圆地方”。幡杆础石的铁帽上铸有琴棋书画、八骏、暗八仙等图饰，幡杆下端铸有“海晏河清威灵著绩”“风调雨顺亿兆蒙休”的对联。每根幡杆中间部位都铸有巨大的蟠龙一条，巨龙上方各铸玲珑斗一个，玲珑斗每面有镂空雕龙两条，加起来共有九条龙，意为“九龙治水”。幡杆上还分别铸有晋商商号、匠人及纪年等铭文，系铸造始由。这两根中原文化特色浓郁的铁幡杆，既体现了黄河沿岸地区的人们祈望风调雨顺、海晏河清的美好愿景，也反映了阴山南麓、土默川平原经济和文化交融的景象。

内蒙古地区文化遗产的重要价值

近年来，内蒙古地区重要的考古发现成果卓著，一大批精品文物不断涌现，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庞大遗产体系，全方位深层次地彰显着内蒙古地区文化遗产的重要历史文化价值。

首先，内蒙古地区文化遗产清晰展现了我国北方区域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基本图景、内在机制及区域文明的演进路径。内蒙古地处我国北方草原地带，是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区域之一。考古发现的“大窑人”“河套人”“金斯泰人”“扎赉诺尔人”等古人类遗存，时代序列为距今50万年至2万年，从而确立了中国北方草原地带旧石器时代文化由早到晚的完整序列，开启了北方草原地带人类文明起源的序幕。到了新石器时代，中华文明曙光初现。在西辽河流域，分布有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等考古学文化，其中辽宁凌源牛河梁红山文化的坛、冢、庙被发现以后，世界文明史的格局从此被打破，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历史为世人所认知。而在内蒙古中南部的黄河流域，同时分布有白泥窑子文化、王墓山文化、海生不浪文化、庙子沟文化、朱开沟文化等考古学文化，昭示着草原地带区域文明演进维度的快速拓展。中国北方黄河流域与辽河流域的诸考古学文化的发现，与长江流域良渚文化、三星堆文化遥相呼应，形成了中华文明体系的完整架构，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的历史脉络更加清晰显现。中华民族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得以实证，中华文明的标识体系进一步形成。

其次，内蒙古地区文化遗产进一步诠释了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发展的历史进程。北方草原地带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繁衍生息的历史舞台，农耕文明与游牧渔猎文明的汇聚融合为中华文明的永续发展注入了生机与活力。战国秦汉以来，中国北方生活着北狄、匈奴、东胡、鲜卑、柔然、突厥、回鹘、契丹、党项、女真、蒙古、满、汉等诸多民族，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始终是历史发展的主流。中原王朝先进的典章制度、儒家思想浸润于各地方政权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各民族汇聚融合、共同发展，为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秦、汉两朝在内蒙古地区设置郡县，修建长城、直道，屯田戍边，强化了对北部边疆地区的开发与治理。魏晋时期，鲜卑人南下进入中原，建都立制，极大地促进了民族大融合。隋唐时期，中原王朝以羁縻州府的形式加强对边疆各部族的管理，多民族共处一域，民族交融成为常态。辽金时期草原城镇大规模的兴建，城市建设启用唐宋典章制度，城市文明得到了快速发展。元明清三朝，中原礼仪典章制度在草原地带广泛施行。元朝推行行省制度，西藏地区正式纳入中央政府直接管辖，漠北地区划归岭北行省，今内蒙古地区则属于中书省直辖，称之为“腹里”。明朝在漠南地区设置九边重镇，并修筑长城，兴建城市，加强互市贸易，南北互动频繁，“隆庆和议”保障了长城两边的长期和平。清朝统一漠南、漠北喀尔喀和漠西蒙古各部，实施盟旗制度，设置黑龙江将军、绥远将军、伊犁将军，有效地加强了对北部边疆地区的管理，促进了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巩固发展。

再次，内蒙古地区文化遗产充分彰显了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是坚定历史自信的重要文化基础。位于我国北方草原地带的内蒙古自治区，作为举世闻名的草原丝绸之路的重要区域，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东西方文化交流互鉴的大通道，也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交汇融合的核心地带。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赋予草原文化遗产特殊的历史文化价值。例如，鄂尔多斯水洞沟“河套人”头盖骨化石，赤峰红山文化碧玉龙，鄂尔多斯青铜器，阴山岩画，居延汉简，北魏盛乐都城，辽上京、辽中京都城，辽祖陵、辽怀陵、辽庆陵皇族陵寝，世界文化遗产元上都，元代青花瓷器，草原丝绸之路等等。这些有形的文化遗产体系庞大、价值突出、驰名中外，勾勒出了中华文明起源发展的完整脉络，展现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见证了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的历史进程，诠释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演进的基本图景，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和对人类文明作出的巨大贡献，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正在焕发出愈加夺目的光彩，是永远值得我们珍视和传承的宝贵历史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