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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哲人在修养问题上有极其丰富的理论阐发和实践原则，我们要根据时代需要“择其善者而明用之”，选择精华，阐明其现代意义，运用到现代人的修养生活。儒家所讲的修养，实际上包括了一个人的文化、艺术、性格、品德等多方面的修养。文化修养，首先是文化知识的提高。由于儒家强调道德教育和修养，所以许多人认为，儒家轻视一般的文化知识，这种印象是不全面的。在中国历史上，儒家是以从事社会国民教育为主要职业的一个学派。他们的教育内容，包括童蒙识字和各种专门知识的传授。孔子认为，通过学习《诗经》，不仅可以学到许多做人的道理，同时也可以增加许多关于鸟兽草木方面的知识。
孔子注重因材施教，在他的学生中，既有以德行著称的颜渊、闵子骞等，有专长于政事的冉有、季路等，也有语言方面的专家宰我、子贡和文学方面的专家子游、子夏等。可见，儒家对文化知识教育非常重视。只是他们反对为知识而学知识的倾向，强调学知识要有助于提高人的道德品质。在今天新知识层出不穷、瞬息万变的信息时代，人们如果不能提高和更新文化知识，必将被淘汰。但是，也不能回避这样一个问题：这些知识在迅速提高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同时，是否有利于人的精神生活提升？儒家所讲的文化修养，不仅是知识的高低多少，也表现在一个人的礼仪风度。今天，我们许多人似乎特别欣赏那些在礼仪上不拘小节的人，认为这样很“潇洒”。我们对中小学的文化教育，主要偏重于知识传授，对他们基本礼仪规范养成的教育很不够。我想，一个坐没坐相，站没站相，吃没吃相，穿着邋遢，见了尊长连个招呼都不打，麻烦了别人连句感谢话也不说，在公共场所目无他人、为所欲为的人，总不能说是一个有文化教养的人吧！礼貌、仪表、风度反映了一个人文化素质的高低。在《仪礼》《礼记》等经典以及许多儒者的家训、学规中，有大量关于日常衣食住行、待人接物的礼仪规范。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在经过新的解释后，可以作为今日礼仪教育修养之用。
▲孔子。（图片来源：图虫创意）
人们常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富于伦理精神的文化，殊不知中国传统文化也是一种具有艺术精神的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伦理精神与艺术精神，犹如车的两轮、鸟的两翼，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儒家对艺术教育和修养的重视，丝毫不亚于伦理教育和修养。
艺术修养有助于道德修养，是完善人格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先秦儒家文化中，艺术教育和修养的主要内容是“诗教”与“乐教”。孔子教育他的儿子伯鱼说：“不学诗，无以言。”认真地学习古代诗歌，可以感发人的心志，提高观察能力，习得表达感情的方法。而且诗歌中所讲述的道理，一方面可以用于事奉父母，另一方面也可以用于服事君主。对于音乐，儒家把它与“礼”相提并论。音乐最能深刻感动人心，最能迅速变化人的性情，体现了一种和谐精神，同时也起到了移风易俗的作用。孔、孟、荀诸子，都注意到不同音乐可以对人产生不同影响，有的使人哀伤，有的使人悲壮，有的使人端庄。所以，儒家十分重视音乐的格调和品位，认为一首好的乐曲应当是美与善的统一。艺术活动，无论是创作还是欣赏，都是一个人内心感情最直接的表露，反映了他对自然、社会、人生的理解和追求。艺术创作中立意的正邪，欣赏趣味中格调的高低，反映或影响到一个人品格或境界的正邪与高低。因此，通过艺术修养培养起高尚的艺术欣赏趣味，具有重要积极意义。追求艺术完美与人生完美，在终极上是相通一致的，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艺术精神的体现。
儒家在修养论中提出了“变化气质”命题。所谓“气质”，许多儒者都把它说成是与生俱来的，另一些儒者认为是后天习染所成。从现代科学的观点看，所谓“气质”，与个人某些先天生理特征有一定关系，但最主要的还是受后天环境影响形成。
变化气质就是性格修养。北宋著名哲学家张载认为，求学最大的益处在于使人自觉地改变气质，而变化气质与能否虚心互为表里。儒家强调的“变化气质”，主要指涵养与意志等方面的锻炼。一个趾高气扬、自以为是、指手画脚的人，人们一定会说他缺少涵养。曾子是一位特别注重修养的人，他说的“吾日三省吾身”是人们熟知的名言。曾子还大力提倡向才能、学问不如自己的人请教，而自己应当表现为一个没有学问、腹中空空的人。即使是受到别人的欺侮，也不要与人计较。一个人做到曾子所说的“不耻下问”，需要经过长期的自我修养。古语说：“人道恶盈而好谦。”“满招损，谦受益。”“君子以虚受人。”至今读来仍是为人处世的至理名言。汉代刘向在《说苑》中记载，孔子观周庙中一种空时倾斜、注入一半水时持平、而灌满水时就倾覆的器皿（欹器），而得到“满而覆”的启发，引发孔子关于“挹而损之”的议论。所谓“挹而损之”，就是从灌满水的器皿中舀出一些来，使它不致倾覆。以人的修养来讲，则如孔子所说“高而能下，满而能虚，富而能俭，贵而能卑，智而能愚，勇而能怯，辩而能讷，博而能浅，明而能暗”，即保持一定的空虚，而不满到极点。最后，孔子十分肯定地说：“能行此道，唯至德者及之。”孟子为“大丈夫”立了三条标志，即“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如果能做到这三条，一定是无愧于天地、具有高尚品德的人。在这方面，儒家以“义利”“公私”“苦乐”“生死”等人生面临的现实价值选择问题，对人们进行品德修养教育。
讲到“义利”问题，儒家倾向重义而轻利、先义而后利，以义制利、见利思义。在当今世界，如果有人按汉代大儒董仲舒所提倡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训条去做，则将被人们视为迂腐。其实，无论哪一个社会，总有一些只问耕耘不计功利的“迂腐”者，他们真诚和高尚的品德无可非议。我们并不要求每个社会成员都这样去做，都要达到这样的境界。但是，我们也不会希望社会每个成员凡事都斤斤计较功利。当然，更不会希望人人唯利是图，见利忘义。因此，希望人们做到清初大儒颜元修正后的训条“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也就不是过分要求了。在“公私”问题上，儒家一贯强调大公无私、先公后私，提倡公而忘私，反对假公济私。随着时代的发展，“公”和“私”的具体对象和内容都发生了变化，但是，在处理公私关系上，儒家强调的这些原则至今仍然正确而有效。在“苦乐”问题上，儒家历来不以物质生活的贫富论苦乐，而是以精神生活的充实与否论苦乐；又以个人苦乐不算什么，众人苦乐才是真正、最大的苦乐。历史上所称道的“孔颜乐处”，是一种安于物质生活贫困、追求充实精神生活的“乐”。孟子反对“独乐”而强调“与民同乐”。北宋范仲淹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集中表达了儒家的“苦乐”观。至于“生死”问题，孔子说“死生有命”，代表了儒家对待自然生死的基本态度。对来自社会原因的生死问题，儒家则总是与“义利”“公私”等问题联系在一起，提倡“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反对“苟且偷生”。儒家这些基本观念和精神，至今也是值得肯定的。儒家在修养上十分强调“知行合一”，也就是说，修养不但要在认识上弄清道理，而且要身体力行。
儒家讲修养，首先讲立志，就是要有宏大、坚定的志向，明确自身的责任和奋斗目标。孟子讲，一个要承担天下重任的人，必定要受到种种艰难困苦的磨炼，那些有宏大而坚定志向的人，会自觉地进行修养，主动接受种种艰难困苦的磨炼。子夏说，广博地学习而且志向坚定不移，诚恳地讨教而且联系实际思考，这样仁德就在其中了。宋儒程颐进一步解释说：“学不博则不能守约，志不笃则不能力行”，指出了坚定的志向对于修养实践的重要性。儒家以“反求诸己”“改过迁善”“见贤思齐”为修养要旨。孔子说：“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孟子更具体明确地说，如果你爱别人而别人并不亲近你，那就应当反思你的仁爱是否真挚；如果你管理别人而别人不服从你，那就应当反思你的智慧是否足够；如果你礼貌待人而别人并不敬重你，那就应当反思你的礼貌是否真诚。（出处为《孟子·离娄上》）总之，任何行为如果达不到预期效果，都应当“反求诸己”，发现自己的不足或过错，不足者补足之，有过错则不讳言，勇于改过。诚如孔子所说：“过则不惮改。”“过而不改，是谓过矣。”要善于发现别人的长处，积极主动学习别人的长处，这就是儒家常说的“见贤思齐”。同时，如果你见到别人身上“不贤”，则应当反思，自己是否也存在这方面的问题。在“严于律己”方面，儒家提出了“慎独”的修养方法。荀子最早提出“慎其独”命题，并把它与“诚”联系在一起。他认为，君子有至德，所以为人们理解、亲近与尊敬，这是他能慎其独的缘故。只有做到诚，才能慎其独；只有慎其独，才能显示出至高的品德，才能支配万物、教化百姓。言行不一是儒家修养论中为人所不齿的。孔子说：古人不轻易说话，就是怕自己在行动上做不到。君子以说得多、做得少为羞耻。这些都是要求人们在修养中做到言行一致。一个人立志固然要宏大，但如果他只言而不行，反而不如那些立志虽不宏大，却能说一点就做到一点的人。儒家认为，要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都要从“修身”做起。“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我并不认为修身有如此之大的作用，因为社会经济的决定力量大大超过道德教化力量。但我也不认为就应当放弃道德教化的努力，否定自我修养的必要。人应当用创造的物质经济成果，为净化人的生活环境、提升人的道德品格服务。物质文明越发达，精神文明就越重要，自我修养也就越不可缺少。（本文节选自楼宇烈先生2023年出版新书《中国的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