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和九年（353年）三月初四，东晋会稽内史王羲之从宿醉中醒来。微凉晨风吹起他案上写满字的蚕茧纸一角，许是搁笔匆忙，鼠须笔尖的墨迹已经干结。昨日的豪饮和药石让他仍有些失神，定睛复看酣畅时写下的新作，却惊艳了自己。他喝下一碗醒酒汤，想要再提笔修缮誊写一番，却无论如何也得不了“微醉之中，振笔直遂”的神韵。大书法家只当这是一次无法复刻的“情之所至”，却不料凭此唱响了千年书坛文苑。王羲之循例在起首写下的“永和九年，岁在癸丑”，也随之让这一年出挑于史林，为后世提供了经久不衰的话题。而这一切的发生，都要从他在“暮春之初”，借“修禊事也”组织的一场文人酒局讲起……
作为这场酒局的组织者，王羲之要准备的不外乎是择期、择址、择人。一年之计在于春，这是中国人自古以来达成的共识，“上巳节”由此应运而生。在干支纪日法中，三月上旬的第一个巳日，谓之“上巳”。“上巳节”的风俗最早见于《周礼·春官·女巫》：“女巫掌岁时，祓除、衅浴。”这是一种在女巫主持下举行的沐浴洁身、驱除灾病的祭祀仪式。“祓，除恶祭也。”（《说文解字》）在春和景明、涤旧荡新的美好寓意下，这种官方的祭祀活动也逐渐演变为民间自发庆祝的节日。
《兰亭修禊图》，元，赵孟頫，绢本水墨，现藏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兰亭雅集自东晋举办后，自唐宋开始成为中国古代绘画创作的一大主题，或侧重流传故事，或侧重雅集本身。该幅图则以人物为重心，将兰亭雅集“曲水流觞”场景得以呈现。两晋之际，文人活动数量众多，由此催生一雅集“典型”。西晋元康六年（296年），石崇在自己洛阳的别墅金谷园中，举行文人雅集，参加此次活动的皆为当下名流士绅、文学巨贾，贾谧、潘安、陆机、刘琨等24人自此被时人称为“金谷二十四友”。此次金谷雅集的由头，在于彼时征西大将军祭酒王诩欲从洛阳去往长安，石崇牵头召集众人在金谷园为其设宴饯行。按传统，所有宾客“逐个赋诗，以叙中怀，或不能者，罚酒三斗”，席上所得作品被辑录为《金谷集》，石崇亲作《金谷诗序》。后世评论者对金谷二十四友为“文人聚会”颇有微词，概因其成员多攀附贾谧（西晋权臣贾充嗣孙，晋惠帝皇后贾南风外甥）。除去这些不谈，仅从雅集本身来讲，金谷种种无疑为王羲之组兰亭会提供了最可行的操作范本。
“君幸酒”云纹漆耳杯，西汉，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现藏湖南省博物馆。《晋书·王导传》记载：“过江人士，每至暇日，相要出新亭饮宴。”可见晋室南渡后，偏安一隅的门阀士族、文人名士济济一堂并不罕见。魏晋史大家田余庆在《东晋门阀政治》中描绘，及至永和年间，“这十余年间疆埸时闻北伐，江汉久息风涛，是东晋南渡以来少有的安定时期。这个时期人物风流，清言隽永，是江左上层社会中的一个特色。”“永和以来长时间的安定局面，使浮沉于其间的士族名士得以遂其闲适。他们品评人物，辨析名理，留下的逸闻轶事，在东晋一朝比较集中，形成永和历史的一大特点。”在此“天时”之下，由具备“琅琊王氏、会稽内史、右军将军、文化名流”等多重标签在身的王羲之来主办一场属于东晋的文人雅集，实为最优。石崇曾经在《金谷诗序》中不无炫耀地用诸多笔墨描绘了雅集举办地——自家金谷园的豪气：“余有别庐在金谷涧中，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众果竹柏药草之属，田四十顷，羊二百口，鸡猪鹅鸭之类莫不毕备。又有水礁鱼池土窟，其为娱目欢心之物备矣。”相比之下，王羲之择定的聚会举办地“山阴之兰亭”颇有些随意，此后说起也仅有“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寥寥数语。
《金谷园图》，明，仇英，绢本设色，现藏日本京都知恩院。此图描绘石崇当年在金谷园中举办雅集的场景，图中插于青铜器之中的两株红珊瑚似是为石崇“炫富”证明。对于当年的盛景，杜牧曾作诗：“沉香微末舞无痕，园中处处见红唇。穷奢极侈一朝尽，绿珠亦成坠楼人。”当年“兰亭”所在地，如今多有争议，据郦道元《水经注》：“浙江东与兰溪合，湖南有天柱山，湖口有亭，号曰兰亭，亦曰兰上里。太守王羲之、谢安兄弟，数往造焉。吴郡太守谢勖封兰亭侯，盖取此亭以为封号也。”天柱山属会稽山中的山峰，《水经注》中所提及的湖即鉴湖，兰亭之位置即鉴湖湖口与天柱山相距不远处。此后兰亭多被移动，东晋王廙之时将兰亭移入水中，北宋时又被移入距天柱山三十里远的天章寺，直至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移到今日后人所见位于浙江绍兴兰亭村旧址处。王羲之缘何选择这一“天然”聚会场所，想必并非由于经费有限，而是这样的选择更贴合其崇尚自然、谈玄论理的魏晋风度。此情此景才能供其“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才能生发“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的感慨。《世说新语·企羡篇》记载：“王右军得人以《兰亭集序》方《金谷诗序》，又以己敌石崇，甚有欣色。”《晋书·王羲之传》亦云：“或以潘岳《金谷诗序》方其文，羲之比于石崇，闻而甚喜。”王羲之自比于土豪石崇这样“自降身份”的行为，多被后人诟病，人们更愿意相信这是王羲之对兰亭雅集举办成功的欣慰之词。但他不知道的是，自己因上巳修禊举办的这场文人聚会乃至取得的成果，已然超越了石崇的金谷之作，成为后世效仿、并难以逾越的高峰。兰亭，位于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兰亭街道兰亭村，始建于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以曲水流觞为中心，由流觞亭、御碑亭、王右军祠、兰亭碑亭等古建筑和碑刻组成。选定了日子，看好了场地，下个环节就是最费心思的下帖了。王羲之事后总结，这是一场“群贤毕至，少长咸集”的宏大宴会，在会稽当地也是一桩大新闻。在拟定邀请名单，发送请帖之前，想必王羲之还有一个人要通知，便是简文帝司马昱。在田余庆看来，“永和人物，同东晋一朝人物一样，足称者本来不多。他们一般的特征是嗜五石散，习南华言，浮华相扇，标榜为高。他们不知疲倦地谈有无，谈言意，谈才性，谈出处，虽然鸿篇巨制不多，但一语惊人，便成名誉。”而简文帝司马昱则是永和玄学名士“真正的保护人”。作为司马睿的幼子，司马昱在永昌年间获封琅琊王，以会稽为食邑，晋成帝即位后，又封其为会稽王。史称司马昱“清虚寡欲，尤善玄言”（《晋书·简文帝纪》），《世说新语·品藻》记载其为会稽王时，常与东晋文学大家孙绰商略诸人风流，在他周围聚集着当时一批玄学名士。王羲之于永和七年（351年）任右军将军，代王述为会稽内史，与司马昱交往甚多。于公，其在司马昱领地范围内为官行事，必联系紧密；于私，作为几大家族中实力最强的王氏代表，二者也在诸多方面同声共气。但许是其身份出现在文人雅集上并不合适，担心众人无法“放浪形骸”，王羲之并未邀请司马昱现身，但作为这样一个预计要邀请包含众多江左名流在内的“高级宴会”，不妨猜想二人事先是有过知会的。参加兰亭雅集的人数向来是关于兰亭话题的焦点，一说41人，一说42人。41人说法出自南朝梁刘孝标注释《世说新语·企羡》和唐何延之《兰亭记》。前者引王羲之《临河序》：“右将军司马太原孙丞公等二十六人，赋诗如左。前余姚令会稽谢胜等十五人，不能赋诗。”遗憾在于所列人名有限无法对照。后者虽有“与太原孙统承公、孙绰兴公、广汉王彬之道生、陈郡谢安安石、高平郗昙重熙、太原王蕴叔仁、释支遁道林、并逸少子凝、徽、操之等四十有一人”这样的细节，对于赋诗情况却并无说明，加之何延之这篇更注重《兰亭序》本身的流传故事，数据上更让人存疑。42人说法在宋代几部文献中得到证明，如宋孔延之《会稽掇英总集》、宋施宿《嘉泰会稽志》、宋桑世昌《兰亭考》等都认同有42人参加了此次兰亭雅集，并有26人赋诗，16人未赋诗，《兰亭考》还首次详细列出与会者的官职。因有诗歌传世，赋诗的26人各家并无异议，分歧多出在未赋诗的人身上。上述文献仅有唐何延之《兰亭记》将支遁列为参加人员，但《兰亭记》本身重在记述《兰亭序》墨迹流传传奇故事，且从情理上讲，支遁在文学方面的造诣连孙绰都时有不如，在这样的场合未赋诗难以令人信服；至于许询、李充，更是同期的文学大家，传其参会并无更实际的证据。可能性更大的是，说这几人参会是受到《晋书·王羲之传》的误导，其中记载：“孙绰、李充、许询、支遁等皆以文义冠世，并筑室东土，与羲之同好。尝与同志宴集于会稽山阴之兰亭，羲之自为之序以申其志。”“交好”并不意味着“绑定出席”。此处，我们暂且以碑为正，按施宿《嘉泰会稽志》载《天章寺碑》记述，结合《兰亭考》所列官职、赋诗情况，与会人员有：右将军会稽内史王羲之、司徒谢安、司徒左西属谢万、右司马孙绰、行参军徐丰之、前余姚令孙统、前永兴令王彬之、王凝之、王肃之、王徽之、陈郡袁峤之，11人成四言、五言诗各一首；散骑常侍郗昙、前参军王丰之、前上虞令华茂、颍川庾友、镇军司马虞说、郡功曹魏滂、郡五官佐谢绎、颍川庾蕴、前中军参军孙嗣、行参军曹茂之、徐州西平曹华（平）、荥阳桓伟、王玄之、王蕴之、王涣之，15人各成诗一首；侍郎谢瑰、镇国大将军掾卞迪、行参军事印丘髦、王献之、行参军羊模、参军孔炽、参军刘密、山阴令虞谷、府功曹劳夷、府主簿后绵、前长岑令华耆、前余姚令谢藤、府主簿任儗、任城吕系、任城吕本、彭城曹礼，此16人诗不成，罚三觥。
不难看出，王羲之的座上宾除太原王氏，东晋各大门阀都来了代表，其余人等也多在地方上任有官职，是为“群贤毕至”；与会人员已知王羲之最为年长，时年51岁，年纪最小的为王羲之的儿子王献之，只有10岁，是为“少长咸集”。距离三月初三到来还有些时日，王羲之开始为心中拟定的邀约书写请帖：首先要请的便是与自家并称的陈郡谢氏，谢安此时隐居不仕，居于会稽，其弟谢万任吴兴太守，公私而言都是王羲之必须要邀请的名流。这样的文人雅集，当然少不了诗坛领袖孙绰来坐镇，他“居于会稽，游放山水，十有余年”，在东晋提起玄言清谈，都以其为佼佼者。请了孙绰，他的哥哥孙统也不妨一道邀来。《晋书》载孙统：“善属文，时人以为有楚风”“家于会稽。性好山水”，他留下的“时禽吟长涧，万籁吹连峰”在中国文学史上亦留有星光。除此之外，孙统还是东阳历史上第一位可知姓名的且在正史有传的县令。孙嗣为孙绰之子，“有绰风，文章相亚”。颍川庾氏也是在必请清单上的，庾友、庾蕴代表出席。王羲之曾入庾亮幕府，后得庾亮推荐出任宁远将军、江州刺史，与庾氏渊源匪浅。庾友、庾蕴为庾冰之子，庾亮之侄。写到此处，王羲之稍作停顿，这样一次盛会，他那正在北伐大业中挣扎的挚友殷浩怕是要错过了。去年冬天，殷浩第一次北伐刚刚失败，朝中无数眼睛关注着其一举一动。此时，殷浩正率军在寿春（今安徽寿县）休整，图谋再次北伐，王羲之便邀请了其手下战将王彬之代表出席。兰亭之后，王彬之便在当年冬季的二次北伐中“讨姚襄，复为襄所败”。殷浩和桓温的矛盾众人皆知，身为世家大族的平衡智慧此时又在王羲之身上显现了。为此，他又向桓温之子桓伟发去了雅集的请帖。彼时会稽下辖十县，山阴、上虞、余姚、句章、鄞、鄮、始宁、剡、永兴、诸暨。从余下与会者官职中不难看出多有一些其辖区之内的属官。王羲之并没有把请帖都递到当地士绅名流、高门大家的手中，这些中下层官吏也成为其座上宾，颇为难得。除此之外，妻弟郗昙也是要请的，何况是作为高平郗氏的代表。自己的6个儿子玄之、凝之、涣之、肃之、徽之、献之也一并出来亮亮相。王凝之与谢道韫的儿子王蕴之，据说“刚直而审于听断”，也被祖父叮嘱同父亲一道而来。《兰亭修褉图》卷，明，沈时，绢本设色，纵27.1厘米，横186厘米，现藏故宫博物院。此图将兰亭山水纳入其中，众人列坐曲水旁，神形乃至衣纹都刻画得十分精细。
至于未被邀请的太原王氏的代表王述，与王羲之积怨颇深。在会稽内史一职上，王述为王羲之的前任。先是清高的王羲之看不上“性沉静，人或谓之痴”，却事业较之更加顺畅的王述。在王述母丧丁忧时，王羲之屡次要前往凭吊但屡次爽约，二人的梁子便结下了。此后王羲之在会稽内史任上时，王述做了扬州刺史，管辖会稽事务，因心怀芥蒂，也开始了对王羲之的睚眦必较。这种不痛快，也成为王羲之后来誓墓辞官的导火线。此次他不邀请王述，可以说在众人预料之中。随着王右军的请帖一一送发，三月初三这天即将有一场盛会要在会稽山阴兰亭举行的消息不胫而走，人们不知道的是，这将成为会稽史上乃至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三月初三如期而至，修禊祈福、除旧纳新的氛围正浓。王羲之的朋友们按请帖通知，抵达兰亭，列坐其次。是日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王羲之并没有安排丝竹管弦助兴，但席间的吟唱诗咏，已贡献了最精彩的节目。但作为东道主，他总不能让宴席过于简陋，说不定还准备了自己引以为傲的“裹鲊”以飨宾客。此前，他就曾将鱼鲊用荷叶包裹好，赠送给一干亲友，还写下草书《裹鲊帖》：“裹鲊味佳，今致君。所须可示，勿难。当以语虞令。”盛有美酒的羽觞随波逐流，一首首佳作此起彼伏。作为聚会的发起人，王羲之最先端起了酒杯：“欣此暮春，和气载柔。咏彼舞雩，异世同流。”谢安紧随其后：“醇醪陶元府，兀若游羲唐。万殊混一象，安复觉彭殇。”至孙绰吟出：“莺语吟修竹，游鳞戏澜涛。携笔落云藻，微言剖纤毫。”现场的气氛被烘托起来，众人诗兴被激起，左思《吴都赋》中以“飞觞举白”形容诗兴正酣、行觞如飞的场景似乎得以重现。也有人不擅此道，只能按规矩罚酒三杯，却也别有一番酣畅淋漓。10岁的王献之或许会有些郁郁寡欢，几兄弟中唯有他未能成诗，被人揶揄“却笑乌衣王大令，兰亭会上竟无诗”。可是那又如何，能与父亲比肩书坛的，也只有他。兰亭雅集接近尾声，集上共得诗37首，众人提议汇成《兰亭集》，并推举聚会主办者、德高望重的王羲之为其作序。王羲之此时酒意正浓，受之不却，挥笔写下《兰亭集序》，“文而不华，质而不野，不激不厉，温文尔雅”，以超乎决然的天赋，为后世树起了跨越文学和书法领域的丰碑。宋人刘克庄在《忆秦娥·上巳》纪念这一天时写道：“修禊节，晋人风味终然别。终然别，当时宾主，至今清绝，等闲写就兰亭帖。岂知留与人闲说，人闲说，永和之岁，暮春之月。”永和九年兰亭修禊，填满山林的不止朗日清风，更有东晋的名士风流，王羲之笔下的不二形神。刘跃进《兰亭雅集与魏晋风度》 《王羲之生平、思想及其尺牍文研究》本文摘编自《国家人文历史》2023年4月上，原标题为《群贤毕至，一觞一咏 永和九年：那场名垂青史的流动盛宴》，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