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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剧音乐:中华文化交融荟萃的鲜活例证
来源:道中华发布时间:2023-10-11 15:10点击数:4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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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剧,集中国传统戏剧艺术之大成,被视为中国国粹之一。在百余年的传承发展中,京剧融合音乐、舞蹈、戏剧和美术等多种艺术形式,展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丰富性和独特性,已成为各民族共有共享的文化符号。2006年5月,京剧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0年,京剧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徽汉合流”诞生的新剧种

京剧的发端通常被认为是始于清代道光、咸丰之际的“徽汉合流”,即徽戏、汉戏等地方戏剧在北京实现深度融合而形成的新剧种,起初被称作“皮黄”“皮簧”“乱弹”“黄腔”。“京剧”之名的出现则到了光绪二年即1876年,见于当年3月2日的《申报》。

京剧诞生于重视中国传统人文精神对社会发挥化育作用的清朝,天然地被注入尊崇长幼有序、孝敬父母、兄友弟恭、邻里和睦等中国伦理基因。兼之京剧在艺术上的勇于创新,因而得到清皇室以及众多亲贵的认同和喜爱,逐渐成为皇家宫廷文化的一部分,从而高居中国戏剧首席。

民国时期,京剧更在中国社会深刻变化与西方工商业文明的影响下,在汉、满、回、蒙古等各族艺术家的通力合作中,自觉完成从表演形式、表演艺术到管理机制、生产方式的全面更新,开创了以谭鑫培、梅兰芳、杨小楼、余叔岩、程砚秋、马连良、郝寿臣、言菊朋等为代表的名角如云、流派纷呈的繁荣局面,京剧也因而成为中华民族走向世界的一张崭新名片。新中国成立后,京剧发展到在全国各省区市包括港澳台地区均有演出剧团、各民族均有演唱者与爱好者的繁盛阶段,这是中国戏剧史上从未有过的壮观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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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京剧院名剧《杨门女将》在白俄罗斯惊艳亮相。(新华社发 任科夫 摄)

京剧作为新剧种,成立的标志是从昆剧与弋腔的“曲牌体”转换为“板腔体”,形成自己独有的音乐与唱腔,亦即京剧术语里的“西皮二黄”。

京剧在“徽汉合流”过程中,先是通过“班是徽班,调是汉调”,确立了以“板腔体”为主体声腔,之后又积极吸纳昆弋及梆子等多种戏剧音乐,熔于一炉。“曲牌体”的每支曲牌的唱腔,各有自己的曲式、调式、调性,唱词多为长短句,每一出(折)戏曲由若干支曲牌组成。而“板腔体”则是以一对上、下乐句为基础,声腔、板式有不同的节拍、速度,旋律各异;不同板式的节奏缓急、速度快慢、旋律简繁也各不相同,便于人物感情的表达,增强音乐的戏剧功能。同时,相较于“曲牌体”,“板腔体”的腔谱不甚定型,格律的约束性不强,演唱者与演奏者可以根据自身条件和艺术理解对其进行修改、加工和翻新,因此为艺术家留出广阔自由的艺术创作空间。

总的来说,京剧的音乐和唱腔,在继承与融合的反复实践中,最终形成艺术的独特性,发出近现代中国戏剧史上转折的时代先声






从胡琴到京胡,京剧发展的关键
京剧音乐所使用的主要乐器包括管弦乐的京胡、月琴、南弦子及后来加入的京二胡,还有打击乐的单皮鼓、檀板、大锣、小锣等。京胡是京剧音乐的灵魂。京胡系由胡琴改制而成,今则以两称并行,实则清代胡琴与京胡不尽相同。
胡琴既以“胡”为名,其来历自然是与少数民族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到了“胡琴”,认为其体现了各民族文化的互鉴融通。
“胡琴”之名,在唐代已为多位诗人提及。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有云:“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白居易的《筝》也有“赵瑟清相似,胡琴闹不同”。但这些诗中的“胡琴”只宜解作“胡之琴”,对于其具体形制尚难判断。
宋代沈括在《梦溪笔谈》里曾作诗云:

“马尾胡琴随汉车,曲声犹自怨单于。弯弓莫射云中雁,归雁如今不寄书。”

沈括所说的“马尾胡琴”,似已是以马尾制作弓弦的意思。

宋代还出现了一种名为“奚琴”的乐器,音乐研究家亦多认为与胡琴相关。欧阳修曾作诗《试院闻奚琴作》:

“奚琴本出奚人乐,奚虏弹之双泪落。”

奚是我国古代东北地区的一个民族,奚琴即为该民族使用的一种乐器。欧阳修诗说明奚琴当时已传入中原。沈括之“马尾胡琴”与欧阳修之“奚琴”,都可能是胡琴,包括二胡、板胡等乐器的前身。
及至元代,关于胡琴的记载明朗起来。《元史·礼乐志》记载:

“胡琴,制如火不思,卷颈,龙首,二弦,用弓捩之,弓之弦以马尾。”

这就显然与清代胡琴是同样制式了。“火不思”,又写作“浑不似”“和必斯”,为北方少数民族流行的弹拨乐器。《元史·礼乐志》还这样记载:

“火不思,制如琵琶,直颈,无品,有小槽,圆腹如半瓶,以皮为面,四弦皮絣,同一孤柱。”

清宫典礼用音乐中,所用乐器既有胡琴,又有“火不思”。从元代相关文献记载可知,元代胡琴制式已与清代几近相同。

在京剧之前流行的昆剧,主乐器是笛子,弋腔以铙钹为伴奏乐器。京剧在“徽汉合流”时期也多以笛伴奏。据传,清同治年间的音乐家王晓韶系以胡琴代笛伴奏的第一人。另有说首创胡琴代笛者为同一时期的乐师沈星培。比较明确的记录是朱家溍在《清代乱弹戏在宫中发展的史料》中所引清宫内务府升平署档案:

“同治四年(1865年)十月二十九日,奴才李奏……奴才讨要在额数随手三名,今于十月二十八日,奴才挑得:鼓,唐阿招,年五十一岁,系江苏人。胡琴弦子、笛,沈湘泉,年五十一岁,系江苏人。”

这一重要记录表明,至晚在同治四年之前,京剧已经开始以胡琴代笛的重大音乐变革,这也意味着京剧的正式创立这场重大音乐变革在当时也曾引起较大波澜,升平署档案里提及的沈湘泉,原是笛师,后为琴师,是以胡琴代笛的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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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胡圣手”燕守平在拉京胡。(图片来源:搜狐网)

京剧亦即在这一时代,出现以“同(治)光(绪)十三绝”为代表的一大批艺术家,他们应列为京剧的第一代艺术家。梅兰芳所著《舞台生活四十年》也有记叙可作为旁证:

“梨园子弟学戏的步骤,在这几十年当中,变化是相当大的。大概在咸丰年间,他们先要学会昆曲,然后再动皮黄。同、光年间已经是昆、皮并学;到了光绪庚子(1900年)以后,大家就专学皮黄,即使也有学昆曲的,那都是出自个人的爱好,仿佛大学里的选修课似的了。”

“同光十三绝”的出现以及梅兰芳说的“同、光年间已经是昆、皮并学”,都与胡琴代笛、京胡改造是同步的,足以可见京胡对京剧发展的重要意义。






琴师梅雨田与“红豆馆主”溥侗的友谊佳话

京剧作为新剧种的成功创立,也刺激了京胡艺术的迅速发展。在王晓韶、沈星培、沈湘泉之后,较为著名的琴师是位列“同光十三绝”之首的程长庚的琴师樊景泰和李春泉,之后又涌现出梅雨田、孙佐臣、陆彦庭、王云亭等,其成就卓著者首推梅雨田。

梅雨田是“同光十三绝”之一的“四喜班”班主梅巧玲的长子、梅兰芳的伯父,也是另一位“同光十三绝”人物谭鑫培的琴师。谭鑫培在“同光十三绝”里承前启后,他所创立的“谭派艺术”风靡清末民初,一时有“无腔不学谭”之说。京剧史上仅有两位艺术家获得过“伶界大王”的尊号,一位是谭鑫培,一位是梅兰芳。梅雨田既为谭鑫培的艺术发展发挥如虎添翼的作用,又对少年时的梅兰芳加以启发指导。梅兰芳的琴师徐兰沅称赞梅雨田是“技巧高超的一位不可多得的音乐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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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雨田用琴。(图片来源:东方网)

梅雨田虽然是位杰出的音乐家,然而却因在当时社会地位低下,得不到应有的尊敬。梅雨田又潜心研究京剧音乐,收入很少,经济上甚为窘迫。所幸的是,梅雨田有一位艺术上的知音,对他多有资助,此人即是清朝皇族近支宗室、袭封镇国将军的爱新觉罗·溥侗。溥侗比梅雨田小11岁,自号红豆馆主,是中国京剧史上高水平的业余表演艺术家之一,为京剧内外行所称道,连“百无一可眼中人”的张伯驹都称他“文武昆乱不挡”。

溥侗还有一个特殊经历,他于1911年曾为清政府“国歌”《巩金瓯》作曲,词作者是严复。

溥侗在音乐尤其是京剧方面有如此高的造诣,与梅雨田的多年指导分不开。梅兰芳在《舞台生活四十年》里回忆,“他(梅雨田)除了胡琴之外,笛子吹得也好,还能打鼓。场面上的乐器,几乎没有一件拿不起来的,而且也没有一件不精通的。当时北京城里有许多亲贵们跟他学戏,如红豆馆主侗五爷(溥侗),就是他家的座上客,经常来请教他,按时按节,送钱给他。”

《舞台生活四十年》里还记有梅兰芳挚友冯耿光的回忆,“冯幼伟(耿光)曾谈及,他有一次到梅雨田屋里闲谈,看见溥西园(溥侗)来了……他们经常讨论有关音乐、牌子、昆曲、皮黄种种问题。每经雨田解答指示,无不满意而去。”

溥侗对梅雨田平等相待,尊重梅雨田的艺术成就并在经济上予以援助,都是难能可贵的。这两位音乐家的友情,在京剧界传为佳话。






薪火相传、贡献卓著的京剧鼓师

除了京胡,京剧的另一种主乐器是单皮鼓,即将鼓体单面蒙皮,以两根鼓箭子敲击,负责控制舞台上的节奏和情绪变化,发挥乐队指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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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单皮鼓 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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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剧乐器。(图片来源:北京晚报)

在中国音乐史上,鼓的历史悠久,形制多样。《周礼·春官》中,根据制作材料不同而将乐器分为“八音”,其中以鼓为“革音”。汉代《盐铁论》中有“今富者钟鼓五乐,歌儿数曹”。《后汉书·祢衡传》有“(曹操)闻衡善击鼓,乃召为鼓史,因大会宾客,阅试音节”。河南信阳战国楚墓出土的鼓,鼓腔不高,形状矮扁。由此可知,历史上鼓在中原地区很早便开始流行。另一方面,鼓在少数民族音乐中也较早普遍使用,汉代贾谊《新书》里即已记录匈奴鼓乐。正因如此,鼓的种类至为繁杂,如楹鼓、建鼓、鞀鼓、羯鼓、铜鼓、腰鼓、答腊鼓、堂鼓、八角鼓等。京剧所用的单皮鼓,来历不详。

京剧音乐对鼓师的要求非常高。刘吉典在《京剧音乐概论》中说:

“京剧乐队的指挥,过去被称为‘鼓佬’或‘鼓师’。他不但需要具备相当水平的鼓板演奏技艺,同时他还必须熟悉所指挥的剧目,包括剧本结构、台词、唱腔、身段、表演以及上下场的情绪气氛等。因为在京剧中锣鼓是贯穿全剧的,每个表演环节都离不开,如果鼓师对全剧没有特别细致地了解,就无法下手指挥。”

京剧早期的鼓师,较为重要的有程长庚的鼓师程章圃,谭鑫培的鼓师李春元和李奎林,以及沈宝钧、郝春年等。其中以沈宝钧对后世的影响最著。北京市艺术研究所和上海艺术研究所编著的《中国京剧史》介绍:“沈宝钧击鼓技艺高超,可谓昆乱不挡。不但深明乐理,并且熟知昆腔及皮簧各戏,能打昆曲、皮簧戏四百多出,特别擅长昆鼓和唢呐曲牌。

沈宝钧的众多弟子中,最为独特的首推清光绪皇帝。朱家溍在《清代乱弹戏在宫中发展的史料》中引用沈宝钧弟子、鼓师鲍桂山的回忆说:

“光绪不只听戏并且相当内行,喜欢乐器,爱打鼓,尺寸、点子都非常讲究。够得上在场上做活的份,不过没真上过场,在海里(即中南海)传差的时候,常把我们这些文武场叫上去吹打,专爱打锣鼓的牌牌曲曲,常打《金山寺》《铁笼山》《草上坡》《回营打围》。到现在还有很多人知道《御制朱奴儿》就是光绪的打法。”

《御制朱奴儿》又称《小朱奴儿》,是唢呐曲牌,通常用作京剧中列队排阵时的伴奏,现在仍时有使用,可说是光绪帝留给京剧的一个纪念。

京剧自形成之初即在满族亲贵中流行,满族亲贵里甚至出现了自己的业余剧团,但碍于当时的社会风气而无法公开。清王朝覆亡后,不少人选择成为京剧职业演员或演奏人员,其中3位满族鼓师——孙菊仙的鼓师玉福、余叔岩的鼓师杭子和、中国国家京剧院建院之初的首席鼓师赓金群,都是京剧音乐界的翘楚,贡献卓著。

京剧艺术的前期是以老生行当为中心,即以老生为头牌演员,梅兰芳成名之后,才形成老生、旦角并重的局面。在以老生行当为中心的阶段,代表人物是被称为“前三鼎甲”的程长庚、张二奎、余三胜,以及有“后三鼎甲”之称的谭鑫培、汪桂芬、孙菊仙。

孙菊仙的鼓师玉福是沈宝钧的弟子,其人身世不详。他既熟知中国历史故事,又有自己的深刻理解,还可以通过音乐创新来完善表达。徐兰沅口述、唐吉记录整理的《徐兰沅操琴生活》中评价玉福的司鼓艺术说,“他最可贵的是运用任何一个鼓点,都得从理上再三推敲,精心揣摩,力求做到理通情顺”。

杭子和是沈宝钧的另一位弟子,原名学均,曾先后为汪桂芬、刘鸿声、黄润甫、金秀山、龚云甫、王又宸、王凤卿、梅兰芳、余叔岩、谭富英、孟小冬、杨宝森等众多京剧艺术家司鼓,享有盛誉,堪称继沈宝钧之后的一代宗师。《中国京剧史》中对他的评价是,“继沈宝钧之后的杭子和司鼓经验丰富,戏路较宽,文武昆乱均擅长。他司鼓腕力冲,技术精到,平稳朴素。他在六十多年的司鼓生涯中,曾为很多不同行当、不同风格、不同流派的演员司鼓,节奏鲜明、尺寸准确,调动场面,烘托气氛,具有独到功力”。

在杭子和60余年的司鼓生涯中,与余叔岩的合作长达20年之久。余叔岩是谭鑫培之后京剧老生行当的执牛耳者,与梅兰芳、杨小楼并称民国京剧的“三大贤”,他的余派艺术亦如谭鑫培艺术一样为后世所宗。杭子和的鼓艺为余派艺术的繁盛立下汗马功劳。张伯驹在《红毹纪梦诗注》里有诗赞杭子和云:“余派鼓师独此存,真应檀板对金樽。津门子弟无人继,只合排场地下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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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剧《白毛女》剧照。(图片来源:澎湃新闻网)

晚于杭子和而起的著名鼓师是赓金群。赓金群毕业于程砚秋、李石曾、焦菊隐等所创建的中华戏曲专科学校,幼功扎实,能戏颇多,戏路宽广,曾先后为尚小云、梅兰芳、程砚秋、李玉茹等京剧艺术家司鼓,打文戏稳健舒展,打武戏明快洒脱,能调动演员和乐队的情绪,感染力很强。在中国国家京剧院,赓金群曾担任乐队队长,与有着“四大头牌”之称的李少春、袁世海、叶盛兰、杜近芳合作,参与《柳萌记》《白蛇传》《野猪林》《白毛女》《谢瑶环》等剧目的音乐创作。赓金群吸收西洋音乐的指挥方法,在现代京剧《红灯记》中首创以鼓板、手势指挥中西混合大型乐队,实现了京剧音乐的又一次创新。

回顾京剧音乐的发展历程,胡琴、单皮鼓、月琴、二胡、南弦子等乐器,多与历史上各民族文化互鉴融通密切关联。作为中华传统文化大融合的载体,京剧音乐凝结着对中华文化的高度认同,是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生动例证。这也是京剧迅速成为全国性剧种,流布、传承于各个地区的重要原因。(本文刊发于《中国民族报》2023年9月15日,作者简介:靳飞,北京戏曲评论学会会长。

(头图为京剧表演艺术家李胜素在表演京剧《大登殿》。新华社记者 饶饶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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