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是人民军队的主要缔造者之一，深受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爱戴和崇敬。毛泽东称赞朱德是“人民的光荣”，周恩来称赞朱德的革命历史“已成为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里程碑”。在长期的军事生涯中，朱德非常注意发挥统一战线的法宝作用，把军事与统战紧密结合，写下了一段段佳话。

从滇军名将到中共党员

1886年12月1日，朱德出生在四川省仪陇县一个贫苦佃农家庭。那时的中国，正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遭受着前所未有的苦难。朱德和无数仁人志士一样，苦苦思索和探求救国救民的道路。早在青年时期，他就表达了“祖国安危人有责，冲天壮志付飞鹏”的远大志向。

1909年，他离开家乡远赴昆明云南陆军讲武堂求学前，又立下“志士恨无穷，孤身走西东。投笔从戎去，刷新旧国风”的誓言。朱德23岁考进云南陆军讲武堂，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毕业后被分配到云南新军蔡锷的部下。在短短4年多的反清斗争中，朱德历任司务长、连长、营长、团长，成为远近闻名的滇军名将，打下了带兵和指挥作战的扎实基础。

1917年，朱德被任命为靖国军的旅长。这时，在外人看来他已是功成名就，“较之枪林弹雨、血战沙场时，劳逸奚啻天渊”，可以过悠闲舒适的生活了。但是“讵料国事日非”，革命的局势却总是与愿望相背离，使他“陷入一种怀疑和苦闷的状态，在黑暗中摸索而找不到真正的出路”，于是朱德治军之暇，博览群书，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五四运动的猛烈风暴，使朱德的思想发生了重大的转折。1922年，朱德调任云南省警务处处长兼省会警察厅长，因云南军阀混战遭到唐继尧通缉，他下定了离滇的决心。

这时，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一年了。朱德从亲身经历中逐渐认识到国民党代表的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无法解决中华民族出路问题,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给苦难深重的中国指明出路，他迫切希望找到中国共产党组织并成为其中一员。在上海他找到中国共产党的负责人陈独秀，向他提出入党的请求。而陈独秀认为，对于像朱德这样的人来说，入党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和真诚的申请，故没有答应他的请求。

朱德只好另寻他法。他来到法国巴黎找共产党旅法组织的周恩来，不巧的是周恩来已到德国去了，他便追到德国，终于在柏林找到周恩来的住所。当周恩来的房门打开时，他顾不得周恩来拉过来的椅子，几乎是“端端正正地站在这个比他年轻十岁的青年面前”，用平稳的语调述说自己的身份、经历和入党请求。在周恩来介绍下，朱德作为秘密党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对外的政治身份仍然是国民党员。

南昌起义里应外合

朱德再次回到阔别近4年的祖国时，正赶上第一次国共合作，他受中国共产党的指派到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中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北伐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派出包括朱德在内的大批党员帮助、支援和参与国民党的军事工作，在战争动员、军队政治工作、建立工农武装等方面进行了全新的实践锻炼，为党独立领导武装作了前期准备。大革命后期，蒋介石背叛革命，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随后大肆逮捕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血的惨痛教训使共产党认识到，中国革命的唯一出路是：必须拿起枪杆子，坚决进行武装反抗。

随后，中国共产党决定在南昌举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此前，朱德遵照党中央的指示，转到南昌的国民革命第三军工作，担任该军军官教育团团长，之后又出任南昌市公安局局长。因为这个军是云南部队，里面有不少旧部和老同事，他与这支部队的高级军官们有着很深的渊源。因此，党中央要求朱德参与南昌起义的筹备工作。

1927年7月27日，以商人身份作掩护的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到达南昌，住进花园角2号的朱德寓所。朱德摊开精心绘制的南昌市区地图，详细地向周恩来汇报了敌军的兵力部署。

7月31日晚，朱德奉前委指示，利用他与滇军的“旧谊”，把敌方的两位团长请到离他们驻地很远的嘉宾楼盛宴款待。酒足饭饱之后，又到距嘉宾楼不远的大士院32号打牌消遣。午夜，贺龙部一副营长得到起义消息跑来向其团长告密。朱德不露声色，沉着应对。送走“客人”，朱德迅速赶到指挥部向贺龙总指挥报告，贺龙又立即向坐镇前委秘密指挥所的周恩来汇报。前委果断决定，起义由原定的8月1日凌晨4时提前到2时。到清晨6时，城里的国民党军队全部肃清，起义取得了成功。

在南昌起义中，由于刚回国参加工作不久，更主要是因为公开的国民党员身份，朱德还不是前敌委员会的成员，但是他对南昌起义所作出的特殊贡献是不可磨灭的。正如周恩来的高度评价，称他“是一个很好的向导”。

努力保留革命火种

面对敌强我弱的形势，南昌起义前委决定起义军撤出南昌，南下广东，实行土地革命，重建革命根据地。起义军被编为第九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军共三个军。第九军刚成立，原来任命的军长没到位，由副军长的朱德改任军长，兵力只有军官教育团的三个连。朱德带领先遣队走在前头，南下途中，他一面着手组建第九军的指挥机构，一面整编部队，吸收新兵入伍，这其中既有工人，也有青年学生等知识分子。

9月初，起义军来到福建长汀，广东遥遥在望了。怎么打进广东？前委经过讨论最后决定：主力部队沿江直取潮州、汕头，争取占领出海口，以便得到国际援助；把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划归朱德指挥，扼守三河坝，以防敌军抄袭主力的后路，这就是三河坝分兵，这次分兵，把战斗力最强的两个师分开，使起义军整体实力受到了很大的削弱，后来被陈毅称作“悲惨的决定”。

朱德率部在三河坝经过三昼夜血战，认为掩护任务已经完成，在面临全军覆没的危急时刻撤出战斗，去追赶主力。可是，一个意外的沉重打击到来：主力已在潮汕失败。这时，敌人大军压境，其势汹汹；起义军刚从各方面会合起来，又突遭失败，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随时都有被击溃或解散的可能。

关键时刻，朱德站了出来。他找来部队骨干开会，断然决然地说：“我是共产党员，我有责任把南昌起义的革命种子保留下来，把革命干到底！”会议决定：隐蔽北上，穿山西进，直奔湘南。在向赣南进军途中，为了从根本上巩固部队，解决存在的突出问题，朱德、陈毅对部队进行了三次整顿，即著名的“赣南三整”。

第一次是天心圩整顿。在军人大会上，朱德斩钉截铁地说，黑暗是暂时的，要革命的跟我走，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的。当有人问“我们该怎么办”时，朱德坚定地说：“打游击呀！”先找个地方站住脚，然后再图发展。这次整顿，指战员们稳定了思想，坚定了信心，看到了光明。

第二次是进行大余整编：压缩编制，整顿党团组织，加强党对部队的全面领导。

第三次是上堡整训，着重纪律教育，开展军事训练。这些做法，与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部队的“三湾改编”具有异曲同工之处。

朱德所率部队不久上了井冈山，实现了与毛泽东的会师，成为以后人民军队最精锐部队的重要班底。正是在关键时刻的挺身而出，奠定了朱德在人民军队中不可替代的地位。

整编起义部队壮大革命力量

井冈山会师后，朱德主要负责指挥军事，他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根据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和井冈山的实际情况，和毛泽东共同概括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并被党中央确定为红军游击战争的作战原则。同时，朱德还十分重视在国民党军队中开展统一战线与兵运工作。这一时期，最有影响的就是宁都起义。

1931年12月14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董振堂与赵博生等人率领国民党第26路军，发起了著名的宁都起义。12月15日清晨，26路军——包括1个总指挥部、2个师部、6个旅部、11个整团，共计17000多人，携带20000多件轻重武器、8部电台以及大批装备物资，撤离宁都，跨过梅江，迎着灿烂的朝阳，浩浩荡荡向中央苏区开进。在宁都城东南的固厚圩，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举行了欢迎大会，起义部队被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第5军团。12月17日，红5军团开进秋溪、龙岗、横江地区，按照中革军委的指示进行整编。董振堂带领由原73旅改编而成的第13军，来到龙岗。

朱德十分关心这支刚刚获得新生的部队，亲自从瑞金赶到龙岗，看望并慰问红5军团官兵。朱德头戴八角帽，身着灰军装，打着裹腿，脚穿布鞋，除去年龄大些以外，就跟普通战士一个样。董振堂握住朱德的双手，把这位让他崇敬已久的红军总司令请进军部。

朱德和董振堂亲切地交谈起来。朱德问董振堂的家庭情况，还问他这些年的征战经历。但朱德最关心的还是宁都起义的经过，他仔细询问还有多少伤病员，现在伤病恢复得怎么样……随后，朱德视察了13军营地，看望了伤病员，给官兵们带来极大的安慰和鼓励。最后，朱德叮嘱董振堂，一定要把13军带好，给14军、15军做个榜样，把红5军团改造成一支真正的红军队伍。

为尽快改造好这支起义部队，中革军委专门派出党员干部开展政治工作。我们党按照建立党的领导、加强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的精神，坚持对起义的官兵来者欢迎、去者欢送，不要草木皆兵、把弦绷得太紧的原则，几个月时间就把红五军团改造成为一支新型人民军队，一支可以依赖的有战斗力的红军劲旅。

1932年12月，在宁都起义一周年之际，中革军委主席朱德等发布《嘉奖宁都暴动干部战士通令》，指出：“宁都暴动是中国苏维埃革命中一个伟大的士兵暴动”，“这是革命史上伟大的光荣的一页。”充分肯定了红5军团创建一年来的巨大功勋。

第一次见到红军总司令朱德的情景,也给董振堂留下了深刻印象。董振堂看到朱德生活条件艰苦，还专门赠送一条毛毯给朱德御寒。在后来的长征中，朱德一直随身携带和使用。长征胜利后，朱德将这条毛毯送给周恩来使用。1937年4月25日，周恩来在劳山遇险，毛毯亦被损坏，后送到延安毛毯厂补好。抗日战争爆发后，朱德赴抗日前线，周恩来又把这条毛毯送还给朱德。此后该毛毯由朱德保存直至新中国成立。

吸收知识分子加入抗日队伍

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朱德写下“与日寇决一死战，复我河山，保我民族，保卫国家，是我天职”的誓言，亲率八路军东渡黄河，开赴华北抗日前线。他坚决贯彻党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开辟华北抗日根据地，建立起支持长期抗战、夺取最后胜利的重要战略基地。

1940年，朱德抵达延安，协助毛泽东指挥全国各根据地的抗日战争。早在南昌起义后不久，朱德就注意吸收青年学生等知识分子加入人民军队。抗日战争时期，这一思想进一步发展完善。1940年10月，毛泽东、朱德等给新四军指示，要求“大批收容知识分子，只须稍有革命积极性者，不问其社会出身如何，来者不拒，一概收留”。

军队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概括为四个字：“容”、“化”、“用”、“优”。“容”就是大量争取知识分子参加我们军队，能够容纳他们，使他们成为优秀干部；“化”就是转变知识分子的小资产阶级意识，使他们革命化、无产阶级化；“用”就是正确分配知识分子的工作，使他们有适当的发展前途；“优”就是物质上要给他们以优待，鼓励他们为军队服务。各部队坚决贯彻中央关于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彻底纠正一切排斥与拒绝知识分子参加我们军队的倾向，就地尽一切努力吸收知识分子加入我们军队。重视吸纳知识分子并注重发挥他们的作用，是人民军队抗战时期干部工作一大特色，极大地促进了干部队伍的质量建设。

在党的七大上，朱德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系统总结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党领导武装斗争特别是抗日战争的经验，详细阐述了人民战争的基本特点。

运用统战法宝分化瓦解日军

在抗战时期，朱德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和抗日战争进程的推进，对支持建立“日本人民的统一战线”进行了深入思考，重视通过建立统一战线来瓦解日军，指导、支持与关心日本人民反战运动的发展。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与日本共产党联合发表《中国、日本共产党为日本强占东三省宣言》，强调“日本帝国主义者是中国工农群众与日本工农群众的共同敌人”。全面抗战爆发后，朱德与彭德怀发布《中国红军告日本士兵书》，其中强调：“我们并不反对日本的工农，我们时刻在希望与日本工农携手。”

朱德还曾在1939年两次致电国民党，介绍八路军通过统一战线开展瓦解日军工作的经验与成绩。

4月25日，朱德致电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总结八路军对日本战俘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方法。朱德指出，八路军对俘虏士兵“绝对不加侮辱以尊重其自尊心”，并“予以朋友、弟兄之待遇”，使其精神愉快、生活舒适。八路军通过个别谈话、开会、上课、发动民众慰劳、召开军民欢迎大会等方式，“揭破其过去所受之欺骗，知我抗战本意，侵略战争之无益于彼等及其国家，争取其同情我抗战或积极反对其侵略战争”。

8月，朱德与彭德怀致电蒋介石等，指出八路军通过开展对日宣传战，大小龙华（易县西）战役共俘日军官兵14人，“内半数以上是自动缴枪投降过来”；团山（满城北）战斗共俘虏日本士兵7名。瓦解敌军工作与反战运动已“引起日军中严重注意”。

1941年七七事变四周年之际，朱德在《致各地八路军中日本同志书》中指出，加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阵线”的日本士兵增加，“中日人民已开始建立反侵略统一战线”，号召“八路军中日本同志与中国同志的并肩战斗”。1942年1月，朱德与彭德怀命令部队，“凡从敌军中逃来我军防地的日本官兵、军属及侨民，应以国际友人看待”。

1942年5月16日，朱德出席延安日本工农学校举行的周年纪念大会，他强调了武装斗争对日本革命的重要性。他希望日本学员除了从书本上学习革命理论外，更须学习革命工作的实际经验，尤其是八路军的历史。8月15日，朱德在华北日本士兵代表大会开幕式上指出：“反法西斯的日本大众士兵是我们真正的好朋友，是建立将来东亚和平幸福的好朋友。”9月9日，朱德与彭德怀等在电贺世界反法西斯东方民族觉醒联盟冀南支部成立一周年时指出：“一年来你们在冀南前线协助八路军进行争取日本兵士工作，成绩优良。当此反法西斯胜利前夜，希望你们百倍努力……日本军阀被击溃之日，即日本人民获得自由解放之时。”

1943年1月1日，朱德与彭德怀等向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各支部祝贺新年，电文指出，“反战同盟在日本士兵中获得了广泛的同情与响应”，“最后胜利之取得，尚有赖于国际反对日本法西斯统一战线之更益扩大与巩固，其中日本人民士兵反战反法西斯运动之兴起实有重大意义”。

1944年1月，朱德出席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扩大会议开幕式。他强调，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及其前身觉醒联盟的成立是“中日两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反战联盟又是中日两国人民互相帮助的起点，将来日本建立人民政府……中日两国人民再也不像今天这样打仗，这样大家才能成为真正亲密、互助的好朋友”。会议成立了“日本人民解放同盟”筹备委员会，朱德在会上被选为会议名誉主席团成员。

截至抗战胜利，由八路军、新四军中的日本士兵和侨民组成的日本人民解放同盟在华北和华中发展了21个支部。日本工农学校设立延安本部与晋西北、山东、华中分校，累计培训了上千名日本学员。1945年，朱德在中共七大上所作军事报告《论解放区战场》中，肯定了中共建立中日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瓦解日军的工作。他指出：“就是这样，能够以深入的政治工作去动摇敌军军心和瓦解与争取伪军。尽管日本俘虏很顽固，可是，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成绩很好。”

组织东方民族反法西斯同盟

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着眼世界，深入思考中国抗日战争与东方反法西斯战争、东方反法西斯阵线与西方反法西斯阵线的关系等问题，倡导并推动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朱德曾多次对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问题作出重要指导。

1941年8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由朱德领导林哲、罗迈（即李维汉）、贾拓夫等7人组成东方民族反侵略会筹备会，筹备经费1万元。9月16日，朱德邀请在延安的“各东方民族友人”，于21日在军人俱乐部举行座谈会，“以交换意见，加强我东方民族之团结，共同努力反法西斯反侵略大业”。

9月21日，朱德主持召开东方民族代表座谈会，他在会上指出，“在目前东方各民族的联合反对日寇法西斯，已不是理论问题，而是怎样行动的问题”，因此，“在延安各民族友人首先团结起来，组织一个东方民族反法西斯同盟”，以建立“和平自由的东亚新秩序”。越南代表梁金生、中国蒙古族代表乌兰夫、日本在华反战同盟代表松本敏夫、朝鲜代表武亭等相继发言，会后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筹备委员会成立。

1941年10月26日，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正式开幕。来自日本、犹太、印度、荷印（荷属南洋群岛）、菲律宾、马来亚、缅甸、泰国、越南、朝鲜、台湾、蒙、回、藏、彝、苗、满、汉等18个民族的130余位代表出席大会，参加会议的还有延安党政军学各界代表1000多人。27日下午，朱德受筹备会委托，作大会总结报告。朱德在这个报告中，表达了中共希望凝聚东方各民族力量反对日本法西斯的主张。

在朱德看来，延安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的召开是中国共产党有针对性地回击日本军国主义推行的所谓“大东亚共荣圈”计划的有力举措。朱德指出，日本是以“种族平等”的手段迷惑东南亚和南亚人民，从而瓦解各民族的抗日运动。朱德强调，东方各民族应加强团结，过去曾经几次组织这样的团结，然而却为帝国主义者及国内反动分子所妨碍。“可是今天的形势，如果没有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战线的形成，就不能同法西斯威胁作有效的斗争。”

朱德认为，“这个统一战线的内容、构成要素和形式等，是要根据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具体情况而有所不同”，但是各国家、民族结成统一战线的共同目的都是反对日本法西斯。为了结成这样的统一战线，朱德特别强调“在各个内部、民族与民族间、宗教与宗教间、阶级与阶级间、党派与党派间，都要互助互让，团结一致，共同奋斗，切不要中日本法西斯的欺骗和挑拨离间”。

为结成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朱德认为，英、美、荷等国也有责任“帮助远东各民族团结抗日，发展其民族的力量，和实现各民族的平等独立”。他提议，为了防止日寇的挑拨离间，使东方各民族与英、美、荷共同团结反对日本法西斯，希望英、美、荷对于东方其他民族，也实行废除不平等条约等积极措施，以利于东方各民族与一切民主国家大团结的实现。

推动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从九一八事变到苏德战争爆发，中国共产党关于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方针根据战争形势的变化适时进行调整，整体上呈现出从“反帝国主义”向“反法西斯”的转变。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后，日本加紧了对国民党政府的政治诱降，英国驻华大使积极牵线活动。英、美、日多次密谈，计划牺牲中国以寻求妥协。1938年12月，汪精卫叛国，成立汪伪国民政府。

中共认为，日、英、美以牺牲中国换取互相妥协的行为与1938年英、法出卖捷克斯洛伐克的手法相同，称其为“东方慕尼黑”。朱德在为美联社撰写的《对目前战局的观察》一文中强调：“国际方面联合英美苏，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抗战的国家和民族，日本方面我们也努力与其人民联合起来，从而打倒日本法西斯强盗，求得真正的东西和平。”

1939年12月12日，朱德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召开的干部会议上作了《世界问题与中国问题》的报告。报告指出：由于日本对国民党的诱降，英、法企图保持其在华的部分利益，打算和日本妥协，加上蒋介石集团的投降妥协心理，中国出现了“东方慕尼黑”危机。我们必须孤立投降妥协分子，争取一切抗日力量来克服这个危机。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6月23日，中国共产党正式确定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方针。7月7日，朱德在《解放日报》发表《八路军新四军抗战第四周年》一文，分析了苏德战争爆发后的国际形势，指出“我伟大中华民族神圣的抗日自卫战争，其本身就是反法西斯战争”，“我们中华民族，现在是肩并肩与社会主义苏联，及友邦英美共同进行反对德意日法西斯匪徒的正义战争。法西斯现在是完全孤立的”。

1941年10月27日，朱德在延安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上阐述了世界反法西斯战线初步形成的相关进展。他总结了1941年标志世界反法西斯战线初步形成的事件，指出“这个反法西斯的国际战线，是在法西斯德国进攻苏联以后，经过丘罗会谈，以及莫斯科三国会议，与中美英荷在马尼拉的军事会议而建立起来的。特别是马尼拉会议，是直接对抗日本的侵略行动而开的。这就使日本法西斯惊慌不安”。

中共对英美对华政策的积极转变以及苏、美、英在1941年初步达成建立反法西斯同盟的共识表示欢迎。朱德认为，东方反法西斯阵线与西方反法西斯阵线应当联合起来，结成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他说，“在远东方面，世界列强从来没有像这样坚强地团结过。日本帝国主义者过去常常利用英美间的矛盾，来坐收渔人之利。可是今天采取这样的政策，不但很困难，而且这些国家对于日本已形成了经济的军事包围”，“东方各民族应积极地拥护这个反日阵线，为他的扩大与巩固而努力”，“无论在东方与西方，法西斯都决不会有前途，胜利终久是我们的”。

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同时进攻关岛、泰国、菲律宾、马来亚、香港等地。9日，中共提出要建立与开展“太平洋各民族反日反法西斯的广泛统一战线”，强调“中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对英美的统一战线特别有重大的意义”，“愿意与英美政府真诚合作抗日”。12日，朱德出席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同盟执委会第一次会议并指出：“太平洋战争爆发，改变了整个远东形势，这有利于反法西斯战争。”

1942年1月1日，26个国家签署《联合国家宣言》，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正式形成。

重庆谈判时期推动实施抢占东北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蒋介石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这个时期，朱德非常注重把军事与统战结合起来考虑问题，既充分认识重庆谈判的重大意义，又参与研究制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等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朱德认识到，重庆谈判时期是争取东北的最关键时刻，任何决策上的迟疑和行动上的片刻迟缓，都将错失重大战略机遇。

1945年8月23日，朱德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言指出：东三省我们一定要去，还要派大批干部去开展工作。

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离开延安飞赴重庆同国民党蒋介石进行谈判，朱德在送走他们的当天下午，在中央大礼堂向中央机关干部作报告时指出：毛泽东去重庆谈判，安全回来的可能性大。谈判会有结果，但不会那么顺利，我们要积极向东北发展。

朱德认为，东北的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如果我军取得了东北，就可以使东北、华北连成一片，避免受到蒋介石军队的夹击。东北有大文章可做，蒋介石的部队“大部分在南方，到东北要走半年”“即使走到了，他有百把万人，我们也有百把万人，顶多还是他占城市，我占乡村”。我们现在要派5万军队、万把干部插进去，将来还要派更多的人去。他同时还告诫大家：我们到东北去是做艰苦的群众工作，不是去做官，而是去做事，是去争取3000万群众和我们在一起。我们有很大的希望把东北变为民主的东北。

1945年9月17日，朱德同刘少奇、任弼时致电在重庆的毛泽东、周恩来，在征得毛泽东的同意后，9月19日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决定，明确指出“只要我能控制东北及热察两省，并有全国各解放区及全国人民配合斗争，即能保障中国人民的胜利”。

所谓“向北发展”，主要是抢在国民党军队前面向东北全境发展，以全力夺取整个东北。“向南防御”就是收缩南方战线，将江南部队撤至长江以北，加强长江北的防线，坚决打击和集中歼灭来犯之敌，牵制和阻止国民党向华北和东北进军，并从邻近东北的地区急速抽调兵力向东北集结。“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确定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电接连发出，在国共重庆谈判的同时，指挥了争取东北战略决策的全面迅速实施。

打下石家庄，民主人士有了中转站

1947年3月26日，党中央在陕北清涧县枣林沟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五位书记进行了分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留在陕北负责指挥西北和全国的解放战争，朱德、刘少奇等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

朱德一到晋察冀根据地平山县后，即同晋察冀军区领导人会商，决定由聂荣臻召集团以上干部会议，总结以往的作战经验教训。随后，又具体地帮助他们改组了野战军，建立了军区后勤部，使之各司其职。他的这些富有开拓意义和卓有成效的工作，为晋察冀野战军夺取6月中下旬的青（县）沧（县）战役、保（定）北战役和9月上旬的大清河北战役、10月中下旬的清风店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清风店战役后，朱德又同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考虑下一步攻打敌人坚固设防的城市石家庄。

1947年11月6日，石家庄攻坚战打响。经过7天激战，晋察冀野战军歼敌24000余人，开创了人民解放军攻占大城市的成功范例。从战役前的准备、战役过程到战役后的总结，都凝聚了朱德的心血和汗水。他所总结的连续爆破、坑道作业、堑壕作业、集中火力兵力、突破一点、穿插分割等一整套攻坚战术，被迅速地推广到全国各个战场，为指导攻坚战提供了经验，在加速全国解放战争胜利的进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石家庄是全国解放的第一个较大的城市，也是距离党中央所在地西柏坡最近的一个大城市。石家庄解放了，西柏坡的安全就有了进一步保证。党中央指示，要在石家庄搞出建设城市、管理城市的经验。同时，石家庄也成为党外民主人士进入西柏坡的重要中转站。

为加强石家庄的工作，党中央要求由“中央同志任市委书记”。中央统战部（中央城工部）部长李维汉，就曾兼任中共石家庄市委书记。担任过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柯庆施，则成为石家庄解放后的第一任市长。为了充分利用石家庄的便利条件，中央统战部很快就在石家庄设立了交际处。1948年“五一口号”得到热烈响应后，平津和途经平津的民主人士，大多在华北局城工部护送下来到石家庄，再由中央统战部工作人员接待并送到西柏坡、李家庄，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同志会面。可以说，朱德打下了国民党重兵把守的石家庄，为后来大批党外民主人士经由这里，前往中共中央参与协商建国的大业，创造了基础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