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习仲勋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代主席，西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政治委员，长期主持西北党、政、军全面工作。

习仲勋还亲自兼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统战部部长，在统一战线工作中作出了突出贡献。他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大胆而妥当地解决了复杂的民族宗教问题，团结争取了一批少数民族宗教界上层人士，为巩固新生政权，建立新的社会秩序，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奠定了良好基础。这其中，十擒十放藏族部落头领项谦，最大限度争取人心，努力促进民族团结，就是习仲勋利用党的统一战线做好涉藏工作的一个成功范例。

昂拉部落位于青海省黄河上游西岸，山高林深，地势险要。1949年辖区内有8个庄子，7座藏传佛教寺院，约8000余人，每庄有一个百户，实行政教合一的制度。项谦是昂拉部落第十二代千户，他的一些亲属就是藏传佛教的活佛、管家，集神权、族权、政权于一身，在昂拉部落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

解放前，青海军阀马步芳曾多次派兵侵扰昂拉，项谦凭借险要的地形和强悍的武装力量，挫败了马步芳的进攻。1949年9月，解放军解放甘肃河州和青海化隆时，项谦曾派人带着礼品向解放军致敬。青海省贵德县解放后，将昂拉划归贵德六区，人民政府承认项谦部落头人的职位，仍然让他管理昂拉地区，还安排他为省政协委员。

1949年12月，马步芳残匪发动叛乱。在他们的利诱、挑唆下，项谦转向公开与人民政府为敌，组织反革命武装“反共救国军”第二军，参加反动组织“中国国民党西北革命委员会”，并强令群众购买枪支弹药，扩大力量，形成武装割据。

对于项谦叛乱，许多同志都主张军事进剿。时任西北局书记的习仲勋电告青海省委：“决不能打，万万不可擅自兴兵，只有在政治瓦解无效以后，才能考虑军事进剿”，并明确指出要重点做好项谦本人的争取工作。

1950年8月，经反复做工作，项谦来西宁参加了省人民政府副主席马朴的吊唁活动，并向省党政军领导报告了他受匪特蛊惑，迟迟未来致敬的原因，表示今后要坚决向人民政府靠近。省党政军领导既往不咎，还专门召开座谈会对项谦来西宁表示欢迎。但是，项谦回到昂拉后，却又背信食言，变本加厉，越陷越深。

习仲勋并没有因为项谦的反复而放弃政治争取的努力。在他的领导下，从1950年9月到1952年4月，青海派出省级领导干部和藏族部落头人、活佛等各界爱国上层人士50余人，先后与项谦和平谈判达17次之多，仅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藏传佛教大师喜饶嘉措就3次亲赴昂拉；藏传佛教领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2次派代表持他的亲笔信去劝说，并以宗教领袖的身份担保他只要与匪特划清界限，改恶从善，人民政府就会给予宽大处理。但是项谦依旧没有悔悟，甚至聚众袭击解放军。

在政治争取无效，项谦处于十分孤立的情况下，中共中央、西北局批准军事清剿，并指出军事清剿还是为了进一步政治争取项谦。1952年5月，解放军不到2天就打败了昂拉武装。项谦带着少数人马逃离，隐匿在同仁县南乎加该森林中。

平叛战斗结束后，党和政府做了大量安置救济工作，不仅解决昂拉群众生产生活方面的急需，还非常尊重该地藏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并对项谦的妻儿、胞妹给予特别保护，给项谦卧病在床的母亲治好了病，把项谦埋在地下的财物原封不动地交给了他的亲属。

在习仲勋的指示下，党和政府派出曾参加叛乱，后被宽大释放的完德太等11人，持昂拉八庄及项谦家属的信去寻找项谦。在党的政策的感召下，1952年7月，项谦带着11个人回到昂拉，归向党和政府，此后再也没有反抗。

习仲勋非常欣慰，亲自接见、宴请款待了这位回头是岸的“末代千户”，并委任他继续担任昂拉部落头人。自此，当地社会很快稳定下来，建立和巩固了人民政权。项谦对此事也非常感激，后来他特地给习仲勋同志敬献哈达。他说：“习书记救了我一命，也拯救了成千上万的藏族同胞，不然的话，那将要多少人头落地啊！”

1952年9月8日，《人民日报》载文向全国介绍了争取项谦、平息叛乱的情况。毛泽东对此也给予充分肯定，对向他汇报项谦情况的李维汉说：“孔明有个七擒七放，我们还多了，我们来个十擒十放。”毛泽东见到习仲勋时又说：“仲勋，你真厉害，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