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民主之家“特园”

（厉华）

抗日战争时期，从阶级或政治力量来讲，主要是两极，即国民党和共产党，一个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一个是无产阶级的代表。但是，“在这两极中间，还有一大片， 这就是中间势力”，他们主张抗日救国，反对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独裁统治。争取中间势力，从政治上引导，在斗争中支持，彼此建立起日益密切的合作关系，并推动他们成立自己的政党，共同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和法西斯统治。这是周恩来领导的南方局推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肩负的极为重要的战略任务。中间党派是中间势力的政治代表，主要有中国青年党、中国国家社会党、第三党和中华职业教育促进社、乡村建设派、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也称“三党三派”。

在重庆上清寺的山坡上，至今还保留着一幢古朴建筑的部分房屋，因其主人号“特生”而命名为“特园”。“特园”主人叫鲜英，是著名爱国人士。

1938年底，经董老介绍，周恩来专访特园。鲜英对周恩来的风度、才华及远见卓识极为佩服，更深为他的诚挚和平易近人所感动。周恩来说：“特生先生，中共为同各界人士共赴国难，需要有个共商国是的场所。特园能否提供这样的方便?”鲜英连忙回答:“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岂有不欢迎之理!”周恩来接着说:“提供这样的方便，你本人和特园可能要承担一定风险，也会有许多麻烦。特生先生，请问，怕不怕?”鲜英站起身，有点激动地表示:“我久有报国之志。今天周先生、董先生推心置腹，披肝沥胆，申明大义，我是义无反顾。一句话：一愿意，二不怕!”周恩来紧握鲜英的手说:“好，特生先生忧国忧民，爱国情殷。”董必武高兴地说:“我们和特生先生是共纾国难，荣辱与共。”

从此，“特园”便成中共代表团在重庆对外活动、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主要场所之一。

在这里，各党派和民主人士，甚至国民党中的有识之士，常来此相聚，探讨中国社会发展的格局问题，协商抗日救国的大略方针。

在这里，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与各界人士广泛交流，讨论争取民主，弘扬民族精神、争取民族独立的问题。

在这里，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以朋友身份，广交各界爱国人士，向他们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介绍延安，介绍毛泽东。

1941年初，面对“皖南事变”后“相煎何急”的危局，张澜、鲜英、黄炎培等各党各派负责人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明辨是非，认为决不能作“和事佬”似的调停，否则就是对真诚抗日的中共方面的不公。在周恩来领导的南方局支持和协助下，3月19日，在“统一建国同志会”的基础上，由张澜、鲜英等十七人发起，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改为中国民主同盟）于“特园”秘密成立，并设总部于此，鲜英被推为中央委员。这是南方局支持建立的第一个民主党派。

特园，是周恩来在南方局时开展统一战线中的一个重要场所，中共代表团的其他成员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王若飞以及邓颖超同志，也都经常出入特园。此外，民主人士郭沫若、沈钧儒、史良、张申府、李公朴、陶行知、黄炎培、柳亚子、梁漱溟、章伯钧，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冯玉祥、李济深，以及新闻记者等，也常到特园参加活动。因此，特园经常是高朋满座，议论风生。正由于“特园”在抗战和民主运动中发挥的特殊作用，1945年，董必武根据大家的意愿，题赠“特园”——“民主之家”徽号，并由郭沫若书赠。不久，冯玉祥也题书了“民主之家”；张澜还赋对联一副:“谁似这川北老人风流，能知兵，能工书，能收藏图籍，放眼达观楼，更赢得江山如画；哪管他法西斯蒂压迫，有职教，有文协，有政治党团，抵掌天下事，常集此民主之家。”

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曾三次光临特园，会见各党各派知名人士，把他们紧紧地团结在了中国共产党的周围。

特园，它记录着中国共产党与各党派和进步人士风雨同舟、患难与共、道义相砥、过失相规、缓急可共、死生相托、亲密合作的光辉史实。

胡乔木曾精辟指出，“没有南方局在大后方进行的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作，就很难把当时在国民党区域的各民主党派和各方面人士团结在我们共产党的周围，后来我们建立新中国的情况就会不一样，就没有今天这样的格局。因此，可以说，南方局的统战工作从一个方面的意义上讲，为新中国的建立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