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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边疆游牧民族日常饮食多为乳制品和肉制品，蛋白质和脂肪的含量很高，少食维生素含量高的蔬菜等食物。茶作为一种饮品，有降脂肪、促消化的功效。回鹘、吐蕃、南诏等边疆少数民族与中原文化接触过程中，各阶层饮茶的风习逐渐普及，越来越依赖中原输入的茶叶以满足迅速增长的消费需求，甚至到了“一日无茶则滞，三日无茶则病”的程度。《洛阳伽蓝记》记载南朝大臣王肃奔仕北魏，带去了饮茶的习惯，却遭士子们嘲笑，这说明北魏之人已经了解茶，但在当时当地饮茶还是很罕见。随着南北朝的融合特别是隋唐的统一，南方的饮茶风俗在北方得到广泛传播，《封氏闻见记》便有记载，灵岩寺僧人在坐禅时不能睡觉、不能吃晚饭，但是可以饮茶，后来无论何地僧人都携带茶，煮茶喝，最后饮茶成为了一种风习。
唐朝北方饮茶风俗的兴盛，带动了西北边境饮茶风俗的兴起。据考古发现，新疆的唐墓出土文物中，有一幅绢画《对棋图》，上面画着一个手捧茶托端茶献茶的侍女，说明茶叶贸易和饮茶之风尚已深入到新疆地区。中唐时期，中原的饮茶风习已经在西北边疆得到进一步传播。少数民族地区对丝、绢、茶等物品有强烈的需求，中原地区也想获得马匹，以物易物性质的开边互市在唐代发展起来。唐德宗贞元年间（785—805年）有明确记载，西北边疆的回鹘已经与唐朝建立茶马互市，封演《封氏闻见记》说：“往年回鹘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亦足怪焉。”“亦足怪焉”说明当时人们对茶马互换这种交易之法，已经见怪不怪了。从“大驱”一词中，也可以推见，当时回鹘到内地一个急切的愿望，就是购得茶叶、满载而归，一旦完成这个使命，则有普大喜奔的感受了。
唐贞观八年（634年）松赞干布派使入长安，对唐文化进行观摩，吐蕃大约此时方知有茶叶。李斌城认为西藏茶风的形成主要得益于唐朝的和亲政策，即贞观十五年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景龙四年金城公主嫁给赞普尺带珠丹等，两位公主入藏将茶带入高原。1328年索南坚赞撰写的《西藏王统计》印证了文成公主对茶在藏地传播的贡献：“茶亦自文成公主入藏土也。”这条记录出现得较早，很多学者都予以采信。
《汉藏史集》中记载了两则与茶有关的故事传说。一则讲述都松莽布支原先体弱多病，一日偶然尝了小鸟衔来的一种树叶，顿觉得神清气爽，便命心腹大臣四处寻找访，后来在中原找到，大臣带了一大捆回来，赞普将其煮饮，身体一天天好起来，于是将其作为上等保健之品，这便是茶。
另一则故事则是吐蕃大臣吞弥·桑布扎奉松赞干布之命创制藏文，苦思不得解，一夜，梦见一老妇人，问老妇人到何处去。老妇人曰：“我从萨贺尔来，到吐谷浑去。”又问：“路上带有什么口粮？”答：“有茶叶。”吞弥醒来时顿然醒悟，跟老妇人的梦中对话中有天竺字母里所没有的6个字母，遂创制藏文30个字母。吞弥生活在7世纪，曾是松赞干布的七贤臣之一。这两则故事证明茶在7世纪已经传入西藏，且在西藏文化中拥有比较重要的地位。7世纪末到8世纪，中原茶叶大量传入吐蕃。随着茶叶的传播，西藏的茶具制造业也发展起来。《汉藏史集》中便有记载，都松莽布支听说中原有叫“碗”的茶具，于是派出使臣前往中原求碗。唐朝皇帝派了工匠到西藏，工匠分别原料的好坏、清浊，制成兴寿等六种碗。《汉藏史集》中还提到茶在内地僧侣中的传播：买茶叶的，卖茶叶的以及喝茶的人数目很多，但是对于饮茶最为精通的是汉地和尚，此后噶米王向和尚学会了烹茶，米扎贡布又向噶米王学会了，这以后便依次传了下来。噶米王就是赤松得赞（742—797年），汉地僧侣既然向赞普传授烹茶之法，在进行佛法交流时，那自然也会吐蕃僧侣传授。吐蕃最后一位赞普朗达玛在位时，大举灭佛，寺院被毁，僧人还俗，但烹茶之法和饮茶的习惯不可能舍弃，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加速了茶向民间的迅速传播。
从《汉藏史集》的记载可以看出，藏人对茶的认识已经比较深刻了，他们按照茶生长的环境、土质、施肥种类以及茶叶品种和制作工艺的不同，将茶分为16种，并对每一种茶从色、香、味、功能等角度详细辨识。21世纪以来，与茶叶有关的考古取得了重大进展，突破了传统史籍的记载，将茶叶传入西藏的时间大为提前。阿里地区故如甲木寺遗址，发现了西藏迄今为止最早的茶叶遗物。通过碳14测定，证明故如甲木寺遗址出土茶叶距今约1800年左右。
这表明至少在1800年前，茶叶已经被输送到海拔4500m的西藏阿里地区，当时丝绸之路有一个分支可能穿越青藏高原。这也说明早在唐代以前，汉藏之间已经有着十分广泛而深入的经济文化往来，其深度和广度可能远超传世文献的记载。茶向西南地区的传播，在唐代以前就有记载。东晋常璩《华阳国志》中提及西南地区茶叶的种植已经形成一定规模。陆羽《茶经》所记载的黔中道（贵州地区）产茶区主要分布在思州、播州、费州、夷州，并且茶的品质较为上乘。唐代对黔中道（贵州地区）内的少数民族同样施行了羁縻政策，设置了五十个羁縻诸州。与这些州相互对照，我们发现这四个产茶区都不在羁縻之列，这客观上说明唐代黔中道（贵州地区）的茶叶种植主要分布在汉族聚集区，少数民族居住地则较为少见。
开元二十六年，唐朝派使者入云南，持节册封南诏皮逻阁为云南王，为西南之藩屏。南诏向大唐朝廷进献之物中并未见茶的影踪，但樊绰《蛮书》明确记载：“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蒙舍主要是指云南地区的少数民族，银生城界诸山大体位于今天的云南思茅和西双版纳地区，他们已经在开发利用茶，但并未将之进献朝廷，这说明茶在南诏的地位并不高。另一方面，采、造在《茶经》中是重点强调的，标志着唐代对茶开发利用的成熟，但《蛮书》称蒙舍并无“采造法”，这说明从饮用方法来看，当时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对茶的利用尚不成熟。魏晋南北朝时期，茶都是和佐料一起煮饮的。《蛮书》所记载云南饮茶之法与魏晋南北朝饮用方法极为类似，这又说明当时云南边疆少数民族饮茶受到汉文化的深刻影响。但中唐之后，姜茶与其他调味品混合引用的方式得到革新，皮日休《茶中杂咏》认为陆羽引领了饮茶方式向煎茶法的转变。尽管汉文化饮茶方式不断更新，但由于地域阻隔以及生活习惯的适用性等原因，混饮法引入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后，得到了保留，没有随着中原饮茶文化继续演进。不仅是唐时的蒙舍，边疆地区到现在为止一般都不泡清茶，都要在茶中加入佐料。如蒙古族人的奶茶、藏族人的酥油茶、土家人的擂茶等。这是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茶文化的第一个特点。
唐代中原文化饮茶的第二个特点也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得到了留存，他们所饮之茶多为砖茶（紧压茶）。《茶经》记述“饮有粗茶、散茶、末茶、饼茶者”，饼茶便是紧压茶，如唐代的蒸青团饼茶和宋代的龙团凤饼。这种茶经过蒸青、磨碎、压模成型而后烘干制成，有防潮性能好、便于运输和储藏、茶味醇厚、适合减肥等特点，很受边疆少数民族的欢迎。当饮茶风俗向边疆塞外的少数民族聚集区进一步深入传播，他们对茶叶的需求迅速增加。但由于边地并不出产茶叶，这就促使他们汇入唐王朝的茶叶经济贸易网络之中获得茶。《茶谱》载：“又有火番饼，每饼重四十两，入西蕃、党项，重之。”毛文锡所记载是唐朝覆亡后五代时期的情形。据此，我们可以推断在当时饼茶已经大量向边疆地区贩运销售了。（本文系国家社科重大招标项目“‘一带一路’视野下西南茶马古道文献资料整理与遗产保护”阶段性研究成果。）作者简介：
宋时磊，武汉大学茶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副主任，兼任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学术委员。主要研究方向为茶文化史，在《历史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等学术核心期刊发表茶史及茶文化论文、译作70余篇。出版《唐代茶史研究》等学术专著2部，主编教材和论著3部，参编教材2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