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的流通使中原与边疆的经济一体化程度加深，进而增进了文化认同。可以说，从榷场到马市，展现的不仅仅是中原与边疆的经济交流，也是中华各民族之间的经济交融以及蕴含在经济交融背后的文化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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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市是古代中央王朝与周边地方政权之间一种重要的经济贸易形式。宋朝时期的榷场和明朝时期的马市，都是互市的具体形式。
榷场最初设立于宋、辽政权之间的边境地带，此后逐渐成为宋、辽、金、西夏各政权在边境地带所设的互市场所。“榷”意为专卖、专利，“场”则是指场地、场所。榷场贸易历时三百多年，是这一时期隶属于不同政权的地区之间开展经济交流的重要形式。
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北宋政权之后，制定了“先南后北”的战略。也就是说，宋朝与北部的辽朝保持良好的关系，维持北方局势相对稳定，从而全力解决南方的问题，榷场因此成为维持双方关系的一个双赢选择。对于辽朝而言，榷场贸易也是其获取资源的重要途径。由于受到自然地理条件、农业技术水平等多方面的限制，辽朝面临物资供应紧张的局面，通过榷场贸易，可以获得自身急需的生产生活物资，从而大大缓解压力。公元1005年，在经历了25年的战争后，北宋与辽在澶州（古称澶渊郡，今河南濮阳）订立和约，史称“澶渊之盟”。和约的主要内容包括双方互约为兄弟之国，以白沟河为界，宋朝每年向辽朝交纳岁币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双方于边境地带设置榷场，开展互市贸易。此后，宋、辽之间百余年间没有爆发大规模战事。在此之前，虽然榷场贸易曾经零星出现过，但是“澶渊之盟”标志着双方榷场贸易的常态化。不过，随着双方关系的恶化，宋辽之间的榷场贸易也逐渐萎缩。
▲内蒙古博物院中的“澶渊之盟”场景。（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榷场贸易不仅缓和了宋朝与辽朝之间的紧张关系，也促使宋朝发展了与其他地方政权的经济关系。宋朝与西夏建立了榷场贸易后，双方首先在边境地区的延州（今陕西延安）、保安军（今陕西志丹）设置了榷场，此后陆续设置了其他榷场。宋朝与金朝的榷场贸易始于宋、金之间的一次政治性盟约“海上之盟”。12世纪初期，居住在东北地区的女真人势力逐渐强大，形成了可以与辽朝对抗的局面。为了联合力量夹攻辽，宋、金双方决定合作。由于辽在地理上阻隔了宋和金，导致双方需要绕经渤海往来，该盟约由此得名。盟约规定，宋朝将原来纳贡给辽朝的岁币交纳给金朝。辽朝灭亡之后，宋、金之间的榷场贸易逐渐发展起来。随着宋朝统治中心南移，宋、金达成“绍兴和议”，确立双方并立的格局。虽然宋、金之间有“战”的情况，但是“和”仍然是双方交往的主旋律。“和”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就是榷场贸易的运行。具体来说，宋金榷场分布于秦州—淮水沿线，在宋境的盱眙军（今江苏盱眙）、光州（今河南潢川）、安丰军（今安徽寿县）花靥镇、枣阳军（今湖北枣阳），在金境的泗州（今江苏境内）、寿州（今安徽凤台）、蔡州（今河南汝南）等地设置榷场。两宋时期，多个政权并立，商品流通并不十分畅通，榷场的设置为商品交易提供了途径和场所。交通是榷场选址的重要参考指标之一。一般来说，榷场的位置通常处于交通要道上或者驿站附近，以便商人往来和商品运输。榷场贸易的商品主要有中原地区生产的农产品、手工业品和边疆地区的特产。比如，中原地区的茶叶、药材、布帛、瓷器等，边疆地区的牲畜、皮货、玉石、毡毯等。但是，并非所有商品都是被允许贸易的。宋朝方面禁止交易的商品有可以用来制作武器的硫磺，书籍虽然允许交易，但是仅限于《九经》。辽朝管制的商品是马匹，以防止宋朝将其用于军事。作为中原政权与周边政权的贸易窗口，榷场贸易一般是在和平时期进行的，秉持着平等交易原则，受到严格管理。榷场不仅受所在地监司和州军长吏管理，而且设专官查验货物、征收关税，此外还有官牙人来评价货物的等级、收取牙税。榷场和榷场贸易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三百多年，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在榷场贸易中交换的生产生活资料，弥补了双方物资方面的不足。其次，榷场贸易是友好的象征，它的存在是以休战为基础的，有利于维护不同政权之间的友好关系。第三，榷场贸易加深了中原地区与边疆地区的经济联系，促进了文化交融，为再次实现“大一统”积累了力量。
马市是明朝与边疆地区互市的固定场所，以交换或买卖马匹为主。明朝时期的马市主要有两处，一处是设置于辽东地区的辽东马市（今辽宁抚顺和开原），另一处是设置于宣府（今河北张家口）、大同（今山西大同）地区的宣大马市。
▲得胜堡是明代北方军事防御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拥有规模较大的马市。图为位于山西省大同市新荣区的得胜口古堡群。（图片来源：大同市政府网站）
马政是明朝的重要政治议题。马政制度是指国家对马匹的管理制度，包括马匹采办、牧养、训练、使用等内容。在中国古代，马匹尤其是战马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历代统治者都高度重视马政。明朝初建时，受到来自北方游牧民族政权的军事威胁，明太祖朱元璋深知马匹的战略意义，多次强调“马政，国之所重”，推动马政建设。明朝中期以后，随着国力的下降，马政也出现松驰与衰退。起初，马市交易内容较为单一，随着时间的推移，马市逐步发展成为综合市场，形成以“官市”为主、“民市”为辅的格局。马市的重要性在于它不仅关涉边贸，还涉及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是明朝对边疆少数民族所采取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安抚政策。辽东马市在明朝诸多马市中占据重要地位。在政治层面，明朝政府希望借助东北地区女真人的势力，压制北迁到蒙古高原的北元后裔和其他蒙古诸部。在经济层面，辽东马市贸易密切了中原地区与东北地区的经济关系，构成了沟通蒙古、女真、朝鲜的贸易圈，这也是辽东马市与其他马市的显著区别。
辽东地区最重要的马市交易地之一是开原（今辽宁开原）。明朝初年，在开原设立了三处马市，其中，新安关为与蒙古互市之所，镇北关和广顺关为与女真互市之所。与明代的其他马市一样，辽东马市的政治属性极为突出，这集中表现在明朝为少数民族首领颁发官职任命书——敕书，作为在马市中进行贸易的凭证。没有敕书的人不能入市交易，敕书的数量也有限制。以女真部为例，整个女真部持有的敕书数量不超过1500张。同时，敕书与纳贡紧密相连。只有持有敕书的人才有资格向明朝纳贡，明朝也相应地给予其超过贡品价值的答礼。敕书与纳贡也成为明代马市具有官方属性的主要表现。
▲马市上热闹非凡、交易活跃，良驹骏马随处可见。（图片来源：铁岭市博物馆微信公众号）
从“官市”到“民市”的转型，是明朝时期辽东马市的一大特点。“官市”是指明朝官方购买商品的交易活动。“民市”是指在“官市”结束之后，当地百姓自由买卖商品的交易活动。明朝初期，马市中马匹的交易数量很大，官方买马是辽东马市最主要的商业活动。据相关文献记载，辽东马市上最大的一笔马匹交易量达到3000匹。在“官市”交易中，明朝官方组织开展的商品交易以军事物资战马及其配件为主。相比之下，“民市”是“官市”的补充，交易的商品以满足周边各民族所需生产生活资料为主，规模较小，相关商品包括边疆地区生产的土特产品，如木材、人参、貂皮、木耳、蘑菇、松子等，以及中原地区生产的作物种子、盐、绢、缎、布等。其中，在马市上交易人参和貂皮，成为女真部获取财富的重要途径。作为边疆治理的重要环节，榷场与马市是中原地区与边疆地区经济往来的一种方式，有助于提升经济互补性和一体化。互补性建立在各民族生产生活趋同的基础上，具备独特的经济优势，满足了彼此的经济需求。举例来说，中原地区出产的盐和布匹有助于满足边疆地区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同时，边疆地区出产的土特产也为中原地区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提供了补充和更多选择，如皮毛为生活在中原地区的人们提供了冬季御寒的另一种选择。更重要的是，商品的流通使中原与边疆的经济一体化程度加深，进而增进了文化认同。可以说，从榷场到马市，展现的不仅仅是中原与边疆的经济交流，也是中华各民族之间的经济交融以及蕴含在经济交融背后的文化交融。（本文刊发于《中国民族报》2023年6月27日，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