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代至清朝中晚期，包括新疆天山南北在内的广大地区统称为西域。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西域都护府设立，这是西汉中央政府派出管理西域的首个地方机构。

西汉初年，西域小国林立，北方游牧政权匈奴趁机控制西域，不断进犯中原地区。汉武帝即位后，采取一系列军事和政治措施反击匈奴。

为联络西域诸国共同打击匈奴，公元前139年、前119年，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为西汉加强与西域的联系打下了基础。这一时期，西汉三次出兵重创匈奴，并在中原通往西域的咽喉要道河西走廊先后设立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公元前101年，西汉开始在轮台（今新疆轮台县境内）等地屯田，开创性地设置地方官吏进行管理。公元前60年，控制东部天山北麓的匈奴日逐王降汉，西汉统一西域。

为加强管理，西汉在乌垒城（今新疆轮台县东北）建立西域都护府，这是中央政府在西域设立的第一个最高军政中心。骑都尉郑吉被任命为首任西域都护，在“护鄯善以西南道”基础上“并护车师以西北道”，即总护西域三十六国，成为中央任命管理西域的最高长官。有汉一代，中央政府任命的西域都护仅西汉时期就有18人，但以东汉的班超最为著名。班超深耕西域30年，受到西域各族百姓爱戴。当他奉调回京时，当地人哭着说“依汉使如父母，诚不可去”，抱住马足挽留，终于将他留下。汉和帝称赞班超“得远夷之和，同异俗之心”。

除西域都护府等中央派出机构外，西域地方事务由汉朝册封的西域诸国君长具体管理。据《汉书·西域传》记载，这些地方官员达376人，“皆佩汉印绶”。考古工作者曾在新疆阿克苏地区发掘一枚西汉时期西域都护李崇的官印，还发现一枚中央政府颁给少数民族首领的“汉归义羌长”铜印，这些都是西汉对西域实行管辖的重要物证。

西域都护府的设立，结束了西域地区四分五裂的状态，极大地推动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西域诸国不仅不需要向汉朝中央政府交纳贡赋，还学会了中原先进的农业灌溉和冶炼技术，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西域各族人民过上了比较安定的生活。

西域都护府开创了中央王朝有效管理西域的先河。甘肃敦煌出土的大量悬泉汉简，保留了自西域都护府设立到西汉末年间，西域30多国官员前往京师长安路过悬泉置（古代邮驿接待机构）停留的记录。这表明，自西域都护府建立后，汉朝与西域形成了一个统一整体。

自汉代以后，历代中央王朝，不论国力强弱，都把西域视为故土，设置机构行使管辖权，如东汉的西域长史府，唐朝的安西大都护府、北庭大都护府，元代的行省制，清代的伊犁将军等。1884年，清朝政府批准新疆建省，改称西域为“新疆”，实现政治体制的划一。从都护制度下中央派遣与地方自治相结合，到设立伊犁将军、建省设县，中央对新疆的管理越来越直接，新疆与内地的联系越来越紧密。

西域都护府的设立保障了丝绸之路的畅通，有力推动了中原与西域的经济文化交流。西域的胡麻（芝麻）、胡豆（蚕豆、豌豆等）、胡瓜（黄瓜）、胡葱（大葱）、胡萝卜等植物和骆驼、驴、马的优良品种传入中原；中原的丝绸织品和铁器等工艺品源源不断地输往西域，大大丰富了当地各族人民的生活。西域与中原在文化上的交流，共同丰富了绚丽多姿的中华文化。中原礼仪制度、汉语典籍、音乐舞蹈等在西域广泛传播。汉代龟兹王绛宾娶解忧公主之女弟史为妻，中原的乐舞、乐器和音乐家随之带到龟兹，融合形成了龟兹乐舞。西域的乐器如琵琶、羌笛等传入中原，成为我国传统民乐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国古代文化有着重要影响的佛教，也是经由西域传入中原的。

在西域都护府的管护之下，古老的丝绸之路上，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绝于途，架起了东西方沟通交流的陆上桥梁，惠泽后世、影响深远。西域作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枢纽，被誉为古代“东西方文明的十字路口”。而今，“一带一路”倡议秉承古老的丝路精神、丝路文化，绽放出新时代的光彩，连接欧亚的新疆国际大通道建设方兴未艾、风景正好。

（本文刊发于《中国民族报》2020年12月29日05版，执笔：王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