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博物馆自2021年2月推出“中国古代服饰文化展”以来，在线上线下吸引了大量观众。百余件（套）精美文物展品、大量生动图片通过现代化多媒体技术立体呈现，折射出数千年来中华服饰文化的发展历程，勾勒出中华民族绵延不断的生活画卷。

衣冠服饰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品，不仅有蔽体御寒、美化装饰之用，还有文化层面的意义。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服饰文化贯穿了中国各个历史时期，反映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悠久历史。

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先民们已开始穿衣佩饰，服饰的观念已经出现。到了商周时期，开始系统化地用服饰来标志穿衣人的等级和地位。《周易》里就有“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的记载。衣裳制是华夏文明中服饰礼仪规格最高的形式，在古代中国人文制度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地区不仅出现了上下身相互连属的深衣，还学习胡服骑射。

在2000多年前，中原人着上衣下裳。裳是什么？《说文》释：“常（裳），下帬（裙）也。”《诗经》有“绿衣黄裳”之句。西汉时期研究《诗经》的著作《毛诗故训传》记载：“上曰衣，下曰裳。”

当然，那时的“裳”，并非今天所说的女式裙子。人们内穿“胫衣”，套住膝盖以下的小腿部分，膝盖以上部分则穿“裳”。今天，我们从很多出土的人形陶器上，都可以看到这种服饰形式。而同一时期的边疆地区，人们为便于骑射，穿着以上衣下裤为主。

中原最早的服饰改革者是战国时期的赵武灵王，他打破传统观念，实行胡服骑射改革，就是穿胡人的服装，学习胡人骑马射箭的作战方法，赵国的军事实力因此大幅提升。此后，裤子从军队流传到民间，被广泛接受。

从“上衣下裳”到“上衣下裤”，这是我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真实写照。一部中国史，就是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就逐渐形成了以炎黄华夏为凝聚核心、“五方之民”共天下的交融格局。自古以来，中原和边疆的人民就你来我往、频繁互动。秦统一六国后推行“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伦”，开启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历程。自秦代以来，既有汉民屯边，又有边民内迁。随着中原与边疆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中原人穿的“裳”也传到了边疆，出现了边疆民族习用“上衣下裳”、“雅歌儒服”，中原盛行“上衣下裤”、胡衣胡帽的生动景象。

从秦朝到两汉，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从五代十国到辽宋夏金元，从明清到近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但从未间断，而且交往范围不断扩大，交流频度不断增强，交融程度不断加深。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服饰经历了文化融合，南朝的衣冠礼仪制度持续影响着北方少数民族，少数民族服饰中的合理成分也被汉族服饰逐渐吸收。唐代经济发达、纺织技术进步、对外交往频繁，服饰的款式、色彩和图案更加丰富。到了宋代，辽、金、西夏等少数民族政权与中原在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密切互动，民族交融在服饰上也得到生动体现。元代服饰则更多地保留了北方游牧民族的特色，并受到汉民族的影响而建立了冠服制度。清朝将汉民族服饰中所包含的礼制思想，以吉祥纹样、色彩等元素融入满族服饰，形成了独特的清代服饰文化。

随着社会发展进步，人们的生产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加深，传统服饰文化与现代时尚碰撞融合、创新交融，越来越多的民族服饰、民族元素出现在国际专业服装舞台，展示了中华文化的兼收并蓄、博大精深。

“正月十五来赛装”，这是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永仁县直苴村世代相传的美丽邀请。永仁直苴赛装节传承了1300多年，被称为“世界最古老的乡村T台秀”，如今以“云上赛装节”“全民赛装秀”等更加丰富的形式，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我国历史悠久、璀璨绚丽的服饰文化，集中体现了中国人民的勤劳智慧和蓬勃创造力。历次服饰变革，都是民族融合、文化交流的生动写照，凝结着各民族文化互鉴融通的优秀成果，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增添了一抹抹亮色。

中华文化是各民族优秀文化的集大成。我国各民族创作了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伟大作品，传承了格萨尔、玛纳斯、江格尔等震撼人心的伟大史诗，建设了万里长城、都江堰、大运河、故宫、布达拉宫、坎儿井等伟大工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华大地上各民族文化如繁星遍布、各放异彩，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各族文化交相辉映，中华文化历久弥新，是我们今天强大文化自信的根源。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新时代的伟大征程上，我们要加强历史自觉、增强文化自信，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要在增强对中华文化认同的基础上，推动各民族文化传承、保护、创新，让中华文化这棵大树根深干壮、各民族文化枝繁叶茂，不断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基础。

（本文刊发于《中国民族报》2022年2月22日05版，执笔：李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