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衣冠何以成为文明的力量？-包头市昆都仑区人民政府

中华衣冠何以成为文明的力量？

发布日期：2023-09-30 16:52　发布单位：昆区统战部2　来源：道中华　　点击量：4796 　　[字体：大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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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

——《左传》

中华民族的服饰不仅具有避寒暑、御风雨、蔽形体的实用功能，还具有遮羞耻、增美饰、辨族群的社会功能，体现出知礼仪、别尊卑、正名分的教化功能，诠释着释乾坤、彰华夏、定天下的中华文明。

衣冠文明是如何实现内修容德、外服天下的呢？梳理以礼治国的历史脉络我们看到，服饰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国同构、天人合一等核心理念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

面对人类文明的共同追求，孔子及儒家构建了“服、容、辞、德”的思想逻辑，更总结出“衣裳之治”的历史经验。从某种角度说，“衣冠”成为了中华文明的代名词。

▲第八届江西艺术节·江西非物质文化遗产服饰秀在南昌滕王阁举办。（中新社刘力鑫摄）

夏后寻根

中华文明是土生土长、在自身文化传统基础上形成的原生文明。新石器时代，地方文明开始在中原、齐鲁、长江中游、江浙、燕辽和甘青等地区萌生。经过交流、分合、进退、更新、替代、融合，各地区文明逐渐形成了中华文明的“巨大重瓣花朵”；时代的磨合，各地文明进一步交融发展，形成了大一统的趋势。大约在4000多年前，夏建立起超越地方的秩序，助推了这个生机勃勃、规模巨大的文明共同体的发展。

何谓文明？文明是一个既古老而又常新的概念。文者，纹也，就是纹镂、纹饰、章纹、图案，后来引申为卦爻、文字、文章、思想、精神等。

人只有穿上丝麻，并绣、画上纹样，才真正地与动物区别开来，踏入文明社会。衣以成人，服饰乃自然之精华，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重要标志。

黄帝时期发明了服饰材料和技术、初创了服饰制度，至今流传着“嫘祖始蚕”“胡曹作衣”等经典故事。考古发现印证了文献的记载，在良渚时期的钱山漾遗址中，出土了绢片、丝带和麻布片、细麻绳等丝麻制品，技术和工艺均达到较高水平；在龙山时期的陶寺遗址中，厚殓的衣着华贵而丰富，已反映出阶级的分化。

相传至夏禹时代，中国已形成“十二章”等较为完备的服饰制度。再经商周两代发展，尤其经周代的丰富和完善，服饰不仅仅是中国人的遮体避寒之物，更是中华文明的囊括归藏之衣。至此，中华民族集体进入“数千年声名文物之邦，累世代冠裳礼义之族”的发展阶段。

在夏代，作为穿戴之物的服装，已成为治国之器。《尚书·禹贡》提到夏禹将天下划定为“中邦”和“五服”，要求各地要服从中央统治，按照规定履行各类义务，诸侯也要穿着不同的衣服以区分地位。通过一系列改革，夏代中央与地方的名分、地位从属关系更加明确，中央王朝的权力大大增加，中华民族的向心力也进一步增强，一统天下的格局初步形成。

▲山东出土东汉画像石拓片大禹像。（左为原图，右为复原图）

商甲探源

中国汉文字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且延续至今仍广泛使用的文字。商代和西周甲骨文已发展为较成熟的象形文字系统。甲骨文成为“当时的一种俗体”，也成为记载服饰的重要载体。

甲骨文中出现不少服饰物质生产资料的文字：蚕、桑、茧、苴、羊、毛、缫、帛等；也有指代服饰的文字：衣、裳、冠、冕、裘等；还有在此基础上衍生出的依、初、裖、襄、装、衰、裔等。这些文字数量较多，形成了以“衣”“丝”“履”“帛”等为部首的服饰类文字体系，彰显了服饰在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举足轻重的地位。

▲甲骨文中的“衣”及其相关字。

在甲骨文中，“衣”有多种写法，反映当时人们的着装形象。如图中的㊀㊁㊂。“㊀衣”既是衣字，又是衣部首，是独体象物字，象上衣形，有领、两袖和襟，可能代表的是身着交领右衽上衣之人。“㊁衣”似表示为两重衣或多重衣，可能代表的是玄端等服装的形象。“㊂衣”似表示为衣服上的纹样，可能代表当时或绣或画有十二章纹的冕服形象。另外，“㊃裘”由“㊀衣”发展而来，表示衣服上有许多翻毛，可能代表当时的毳冕。可见，“衣”是一种重要意符，是服装类文字的母体。

《说文解字》这样解释“衣”字：“依也。上曰衣，下曰裳。象覆二人之形。凡衣之属皆从衣。”“衣”和“依”是可以互训的同一个字。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文献中有关于藏胞的记载，进一步说明了中国人对胞衣重视的原因：“胞衣与妇婴曾为一体、胞衣是胎儿生命之源，是以二者间保留着某种神秘的互感观念。”表达了人类诞生、遮羞保暖和家族繁衍三层含义。

自甲骨文重见天日120余年来，考证了甲骨文“衣”的形象及其引申义，“衣”就是紧紧地包裹并守卫着“殷”的那块土地，如同初生婴儿的胎衣一样。从殷衣王畿到藩服方国逐层管理，既有“服”那般“同心圆”似的层层包裹，又有“衣”这样领、袖、衽、衿、缘、带等功能划分。商代是中央王朝领导下的“方国联盟”，各个方国要服从于商王朝。精妙的是，二者的结构竟然如此相同，犹如衣服和人一样，衣服的核心是人，国家的核心是中央。

周礼钩沉

以周公姬旦为代表的周王朝统治者吸取商朝灭亡的教训，总结夏商两代成功治国的理念，对周王朝的治理作出划时代的设计，开辟了影响深远的以礼治国的道路。

周礼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礼治当仁不让地成为中华文明最显著的特色之一，服饰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也是独特而重大的。

《论语·八佾》中记载，颜渊曾问孔子治理之道，孔子的答案是：“实行夏朝的历法，乘坐殷朝的车子，戴周朝的礼帽，音乐则选择《韶》和《舞》，远离郑国的乐曲，远离谄媚，巧言令色的人。”这是孔子对礼乐制度的崇拜向往，以及对周代“衣冠文明”的赞许。

由此可见，服饰对周代国家治理的作用可以表达为：家国同构、天人合一、衣冠华夏。

“五服”，最初是一项国土管理的制度，后来逐渐延伸至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着装制度中的“五服”，是指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等五类礼服；丧葬制度中的“五服”，是指以血缘关系远近而规定的五种孝服；而社会关系中的“五服”，是指血缘关系不出五代的同姓之人……可见，从国到家，从地理到血缘，已经被服饰“规范”得十分清楚，体现出清晰的“家国同构”。

服饰对天地乾坤的表达和解释，统一了中国人的世界观，形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在色彩上，服饰也用“玄衣纁裳”来表示天地乾坤的关系。后来天地乾坤延展至阴阳五行等哲学思想，这便是“天人合一”思想的源头。可以说，中国人最原始的、最基础的、最深邃的思想，便是“天人合一”。

春秋以降，中华大地上演了一出出战争与和平的大剧。令人感叹的是，“服饰”亦在实现和平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春秋穀梁传》记载，中原华夏诸侯的和平会盟叫做“衣裳之会”，共举办过11次；而代表炫耀武力的“兵车之会”只举办过4次。孔子提出的“武力不能逼迫友好”，强调的正是文明的力量。

▲河南安阳出土商代玉人。

▲三星堆出土商代晚期古蜀国鱼凫王青铜立像。

衣裳天下

二十四史中，“衣冠”一词出现600多次。

衣冠也延伸出一些其他意义。如文天祥诗曰：“四十羲娥落虎狼，今朝骑马入真阳。山川莫道非吾土，一见衣冠是故乡。”衣冠传达着故土怀念之情。

总之，“衣冠”成为古代文人追求的高尚目标，归结起来三个字——“做君子”。

周代早期，古公亶父之子太伯和虞仲让位三弟姬历，南下太湖，使当地从断发文身进化为衣冠繁华，才有了后来强大的周王朝和富庶的吴国。

楚国地处偏远，筚路蓝缕，但他们积极学习、融入衣冠文明。战国文物，楚衣是最多最好的。孙机先生曾说：“曲裾深衣的楚士完全可以比肩于六国冠冕。”由此可见衣冠文明的重要性。

历史上，中原衣冠文明对鲜卑、契丹、蒙古、女真等民族产生了重大影响。《资治通鉴》记载：隋文帝三年，突厥启民可汗入朝觐见，要求改穿华夏服装，主动提出要解辫、束发。唐朝服饰的辉煌更是盛况空前，王维诗句“万国衣冠拜冕旒”成为盛世的写照。

所谓衣冠文明，特点有三：一为天人合一，万物一体、共存共生；二为家国同构，中国一人、天下一家；三为执两用中，惟德是辅、守正创新。孔子曾认为服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人心，孟子也非常重视服饰的教化功能。中华文明的本质就是人之为人，使人的内心世界、行为表象与社会结构、天下格局都和谐一致地共存共生。

“垂衣裳而天下治”。衣冠文明的春风化雨，让服饰不仅成为中国人的遮体避寒之物，还使其成为中华文明的囊括归藏之衣，成为中国与世界交流互鉴的桥梁和纽带。它带给人们的是美好、真诚与温暖，展现给世界的是和谐、平等与对话。

▲宋代《三礼图》中的冕服，展现了夏商周三代最重要的礼服。

作者简介：

张懿，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党委副书记，研究员，博士。发表《论中装的复兴》《新中装》等著作和文章。曾参与2014年APEC会议领导人服装研究与制作等工作。

胡服骑射，是春秋战国民族大融合的历史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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