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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十五年（641）正月十五，唐太宗将文成公主嫁给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唐蕃和同为一家，开启了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甥舅之谊”的新篇章，“甥舅之谊”“甥舅之国”也由此进入史家视野。
大约在文成公主入藏的140年后，唐朝派遣使臣崔汉衡出使吐蕃。崔汉衡曾任唐朝兵部尚书、宣慰藩镇将领等重要职位，多次出使吐蕃，熟谙涉藏事务。《旧唐书·吐蕃传》记载了牟如赞普见到崔汉衡所讲的一段话，大意是：今天吐蕃与大唐已经结为舅甥之国了，所以就没有必要再行君臣之礼。双方的边界也可以确定下来。
盟约的内容可以遵照景龙二年（708）的敕书，即唐朝使臣到吐蕃，外甥（吐蕃）先与其盟誓；若吐蕃使臣到唐朝，阿舅（唐朝）也要与其盟誓。赞普还请求崔汉衡将此事上奏朝廷恩准。为了体现吐蕃与唐朝之间的甥舅关系，建议修改敕书中的一些措辞，如将“贡献”改为“进”，将“赐”改为“寄”，将“领取”改为“领之”等。在这段重要文献中，赞普将吐蕃与唐朝之间的关系明确定位为“甥舅之国”，并显示出其具有实质性的内容（史书中也有“舅甥之国”的表述，学界多用“甥舅之国”）。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约定的双方当事人一个是吐蕃最高首领，一个是唐朝执掌吐蕃事务的大臣，因此“甥舅之国”的提法并非应景之词、率性而为，而是具有明显的官方性质。当然，唐蕃“甥舅之国”关系的形成也是双方长期友好交往的硕果。在文成公主入藏70年后的唐蕃往来官方文书中就已出现“阿舅与外甥”的表述。
用“甥舅之谊”来定位周边少数民族与唐朝之间的关系不失为一种智慧的表述和高明的创举，其“讨巧”之处在于将和战无常的两方用亲缘关系串联起来，为解决问题预留出广阔的空间，效果也极其明显。例如唐建中三年（783），唐朝与吐蕃举行第六次会盟（一说第八次）和第三次勘定边界的议定即“清水盟约”，会盟地点在今六盘山西麓的清水县境内。
为了显示这次会盟的重要性，唐蕃双方还把达成的约定以盟约的形式刻石记录，其中有曰：“唐有天下，恢奄禹迹，舟车所至，莫不率俾。以累圣重光，历年为永，彰王者之丕业，被四海之声教。与吐蕃赞普，代为婚姻，固结邻好，安危同体，甥舅之国，将二百年。其间或因小忿，弃惠为仇，封疆骚然，靡有宁岁。”这份文采粲然的盟约对“甥舅之国”的由来和意义讲得较为清楚：源于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的美满联姻，固然在这个过程中，双方的小纠纷不断，但还是“安危同体”达两百余年，显然成为唐朝与吐蕃关系的重要主题。为了纪念这一有意义的友好盟约，吐蕃还特意在敦煌开凿了第15、25洞窟，壁画内容再现了唐蕃通婚的场景。
“甥舅之谊”的另一个典型就是回鹘（纥）与唐朝的关系定位。唐朝中后期，希望通过和亲与回鹘（纥）结为军事同盟平定内乱，并获得稳定的战马来源。对回鹘（纥）而言，也想借助大唐的扶植来提高可汗在部众中的地位和汗国在漠北地区的影响，同时从绢马贸易中获得可观的利润。至德元年（756），时值安史之乱，李亨受禅即位于灵武，派敦煌王李承寀前往回纥借兵。葛勒可汗借机先将可敦（王后）之妹嫁给敦煌王，又派人跟随去唐朝请求和亲。乾元元年（758），唐肃宗将幼女宁国公主嫁予葛勒可汗。同年，唐朝应回鹘（纥）之请，将仆固怀恩的一个女儿嫁移地健。大历四年（769），在光亲可敦死后，唐朝又将仆固怀恩的幼女册封为崇徽公主嫁予牟羽可汗。贞元四年（788），唐德宗将其女咸安公主嫁予顿莫贺可汗。有了这些实质性的婚姻关系，回鹘（纥）可汗由此向唐朝上书：“昔为兄弟，今婿，半子也。”并自请改名为“回鹘”，取“回旋轻捷如鹘”之义。长庆元年（821），唐穆宗将自己的妹妹太和公主嫁予崇德可汗。唐朝与回鹘（纥）和亲后，双方常以亲属相称。顿莫贺可汗时期，回鹘（纥）尚自称“婿”或“子”，双方是“翁婿关系”。大中十年（856），唐宣宗所作《遣使册回鹘可汗诏》始有“甥舅”之词：“自尔以降，谊为舅甥，岁有通和，情无诡诈。”其思路与吐蕃和唐朝“甥舅之国”的关系设计如出一辙。
从历史的维度看，上述甥舅之谊的制度设计总体上是成功的、积极的、有效的，其中一个重要表征就是引得周边民族竞相学习和模仿。
《新五代史》卷74《四夷附录南诏》记载，唐僖宗时期，曾派出大音乐家李龟年以及徐虎等人出使南诏。当时南诏政权的行政中心设在苴咩城，即今云南大理市。当李龟年一行到达善阐时，即今云南昆明市一带，南诏就急忙派人向使者提出与唐朝结为甥舅之国的请求，并上示僖宗，僖宗以安化公主许嫁给南诏第十二位君主隆舜，皆大欢喜。唐时所创立的“甥舅之谊”给后世留下了一份重要文化遗产，为处理民族关系树立了典范，用今天的话讲就是建立了一种关系定位的范式。正是这种关系定位具有“好用管用”的优势，因此五代及北宋时期多有“克隆”和继承。“甥舅之谊”的适用范围不止局限于周边民族与唐宋政权的关系定位上，周边民族之间也学会利用这份历史资源来协调关系。公元907年，朱温代唐称帝，史称后梁，但被唐朝封为晋王的沙陀人李克用仍沿用唐朝年号，拒绝归顺后梁政权，并与朱温形成对峙局面。同时，李克用还遣使契丹，以期联合，共谋大业。契丹首领阿保机欣然赴约，与李克用在云州（今山西大同）相见，二者“握手为兄弟”。然而其后契丹并未遵守诺言，私下与后梁政权接触，频频示好，还被后梁封册为“甥舅之国”。
宋代以降，其所能有效管辖的范围较前朝大为缩小，周边民族纷纷崛起，呈现出群雄逐鹿的局面，地缘关系更为复杂。行“甥舅之礼”、建“甥舅之制”、奉“甥舅之谊”就成为这一时期各民族或政权之间化解矛盾和冲突的有力工具。例如北宋初期，党项首领李继捧归顺宋朝，北宋任命曹光实为七州都巡检使，统驭党项故地，但李继捧的族弟李继迁，也就是西夏政权建立者李元昊的爷爷，不愿意归顺宋朝，曹光实便带领边兵对其发动袭击。在此形势下，李继迁派人向宋朝求情，表示愿意遵守“甥舅之礼”，恳请双方不再兵戎相见。此外，西夏与吐蕃也建立婚姻：一次是青唐吐蕃首领迎娶西夏公主，另一次则是西夏迎娶吐蕃宗室女。从地理空间的维度看，宋代“甥舅之谊”覆盖范围已经扩展到西域于阗政权。宋人笔记《清波杂志》卷6就讲到宋代“甥舅之谊”的提法是唐朝与吐蕃、回鹘（纥）“阿舅”关系的延续。宋朝与于阗之间来往的公文中就以“阿舅”相称；《清波杂志》的作者周辉还认为，西域蕃客上表中“阿舅”之称业已形成一套相对固定的格式和套路。周辉虽出身官宦之家，但一生未仕，因此对宋代蕃臣表章之事的记载较为客观公允，所讲的情况并无夸大之嫌。事实上，西域与宋朝之间的“甥舅”之称恐怕不单是公文形式上的一种表述，也不单是经济交往的需求，更蕴涵着些许政治意义。对于西域诸蕃而言，虽然贸易谋利的目的稍微偏重一些，但还是想通过接受或遵从中原公文格式的方式默认宋朝这个“大东家”；无论是西域商贾还是中原士人，都有着“中国之属”文化心理。宋人对这一点有清醒的认识，如张舜民在《画墁录》中说：“西域之蕃处中国，以至夏、契丹交驰，罔不在邻郭，今青唐是也。”可见“西域之蕃处中国”业已成为宋代士人共同的文化意识。又如南宋诗人陆游虽然从未踏上过西域，但在其诗文中却有着对西域的山川风物魂牵梦绕的情结。
▲于阗毗沙门天王像壁画。（图片来源：《丝路梵相：新疆和田达玛沟佛教遗址出土壁画艺术》，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年）
▲于阗千手千眼观音像壁画。（图片来源：《丝路梵相：新疆和田达玛沟佛教遗址出土壁画艺术》，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年）总之，“甥舅之谊”或“甥舅之国”是周边民族与唐宋政权之间友好关系的定位，也是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一段佳话，其脉络清晰、内涵丰富。自吐蕃和唐朝较早确立甥舅之国的关系后，南诏、契丹、西夏、回鹘（纥）、于阗等均继承了这一传统，纷纷将家庭宗亲的内涵引入处理周边关系中，彰显了中华文化的智慧和创造力。作者简介：
杨蕤，北方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院长。主要从事中古西北民族史及历史地理学、西夏学、民族考古学、丝绸之路史等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