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太后，北府宰相萧思温之女。辽景宗继位后，她被封为贵妃，后升为皇后。她精通兵法，善于治国，在辽朝历史上影响力很大。与宋朝作战之时，萧太后曾屯兵于燕子城（今河北省张北县城）。统合九年到二十五年（991年—1007年），辽圣宗和萧太后曾在泾河流域（今河北省沽源县闪电河）驻跸。因此，沽源县这处古迹就有了萧太后梳妆楼的传说。

清嘉庆皇帝在《青城》诗中写道：

“旧陌周环峙废邱，

传闻辽后建妆楼。

烟云聚散皆陈迹，

只有伊逊河自流。”

清代文人曹尔堪《梳妆楼废址诗》云：

然而，传说不等于事实。1999年，河北省文物部门对梳妆楼周围区域进行考古勘察，在西部发现了4座类似梳妆楼建筑遗址，在西南角发现了砖铺地面，但并没有发现城墙的痕迹。不过，根据其他证据，考古队推测，这里可能是一处墓葬群。而在对梳妆楼内部进行发掘之后，终于找到了答案。

考古队在梳妆楼的正中间挖了一个1.5米见方的探坑。当探坑发掘到30多厘米时，发现了一些建筑构件，类似红砖块，上面还有云纹图案，仔细看还挂着绿釉，另有两个10多厘米长的大铁钉，是钉棺材的棺钉，证实这是一座墓葬，而所谓的“梳妆楼”其实是墓葬的附属建筑——享堂。值得注意的是，这一享堂建筑具有中亚、西亚风格。

此墓曾经被盗，几乎没有留下随葬品。从整体看，这是一个三口棺木东西向排列的合葬墓。东棺、中棺外面有砖椁和木椁，砖椁已经塌陷，木椁也被严重破坏，木头横七竖八地搭在棺木上。墓主人的头骨与胸骨重叠在一起，服装和遗骸被渣土覆盖。不过，墓葬中有两个特别的发现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是证实墓葬年代和墓主身份的重要证据。

首先是独特的棺木，它是把一棵大树树干掏挖成人形制成的。据《草木子》等史书记载，树棺葬是元朝蒙古贵族或高级别的官员才有资格享用的一种墓葬形式。在蒙古族传统社会习俗中，人死后用树棺深埋，万马踏平，直到来年青草再生，墓葬痕迹消失后，守墓人才可以离开。正因如此，关于蒙古族树棺葬的风俗仅见于史书记载，并没有实物发现。梳妆楼考古发现，是我国第一次发现蒙古族树棺葬实物。

墓葬的东室和中室相连，也是树棺形式，西室则有一道砖墙隔开，棺木与欧洲流行的棺木有些相似，但棺底板有北斗七星状的孔，这种棺被称为“七星棺”，被认为与道教文化有关。

整体上看，这座墓葬与元代中原地区汉族官僚地主的墓葬极其相似，融合了西域与中原的墓葬特征，显示出墓主的家族应该具有多元文化背景。因此，“梳妆楼”这一称呼也许是“树葬楼”的讹传。

其次，在梳妆楼西部，考古队发现了几处类似梳妆楼这样的墓葬，同时还发现了刻有“襄阔里吉思”等字样的碑刻残片，然而石碑遭到人为破坏，无法得见全貌。因为《元史》中记载的叫“阔里吉思”这个名字的人甚多，所以墓主身份是历史研究的争议性话题，同名异人也是研究中的难点。其中，最有名的“阔里吉思”是元世祖忽必烈的外孙、高唐王驸马。他是汪古部人，娶元世祖忽必烈嫡长子真金的女儿忽答迭迷失公主为妻。不过，多位学者对这位“阔里吉思”的身份提出了不同的见解，认为墓主不是忽必烈的外孙阔里吉思。

当然，无论墓主是哪一位“阔里吉思”，考古出土的十字花瓣，以及墓主阔里吉思这一典型的基督教人名（即Georges，“乔治”的元代汉译），都表明墓主或其家族信仰基督教。史籍记载的几位“阔里吉思”中，高唐王驸马、拂林人爱薛之子、按赤歹氏的家族均信仰基督教，而宜国公阔里吉思可能是在察合台汗国随侍元明宗避难时接触到了基督教信仰和中亚的葬俗，这是蒙古族统治者宗教信仰复杂性的具体表现。

蒙古族传统墓葬一般以万马踏平，不留痕迹，但在梳妆楼墓葬群之上却出现了享堂这类建筑，其中原因目前还没有确切的说法。无论梳妆楼墓葬群墓主的身份如何，可以肯定的是，其中既有中亚、西亚建筑及基督教的元素，在葬俗上对中原地区墓葬形式亦多吸收借鉴，这体现了元代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作者单位：北京联合大学考古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