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崔勇

1986年，英国的海上探险和救捞公司发现中国的南海海域有一条叫“莱茵堡号”的沉船。英国专家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的海事博物馆里，查到了很多关于这条沉船的资料，对这条船的沉没原因及时间、最后存活了几个人都进行了详细的调查。于是英国人根据资料和广州救捞局签订了一个调查协议，希望能够寻找到“莱茵堡号”。

他们在沉船所在的广东台山上下川岛海域，利用旁侧声呐系统到处寻找，一旦发现疑似的东西就用抓斗往海里抓。经过将近一年的时间，1987年终于有了突破性进展。有一天，一抓斗下去，抓上来247件器物，其中有142件完整的瓷器和锡器，还有一条1.72米长的大金腰带。看到这个情况，当时中方的负责人尹干洪说：“这肯定不是英国人要找的莱茵堡号，这是一条我们中国的沉船。”并及时制止了继续用抓斗取物这一措施，给中国保下了一艘国宝级的沉船，那就是“南海Ⅰ号”。

“南海Ⅰ号”是一艘木质古船，船体残长约22.1米，最大船宽约9.35米。这是一艘价值连城的沉船，1987年被发现的时候，它已经在海底沉睡了800年。“南海Ⅰ号”是我们迄今发现的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宋代古代商贸沉船。它的发现、调查、打捞和发掘过程都有很多故事，它的发现说明，福建、广东沿海地区曾经存在一条非常繁忙的海上丝绸之路。

为什么中国会开展水下考古？

在1984年的时候，西方海上盗捞者迈克·哈彻（Michael Hatcher），在南海海域打捞了一艘名为“哥德马尔森”（Geldermalsen）号的沉船。根据记载，1752年（清乾隆十七年）冬，这艘东印度公司的商船满载着瓷器和黄金从中国南京出发，驶向荷兰阿姆斯特丹，航行16天后，在中国南海水域触礁沉没。哈彻通过仔细查阅档案，终于找到了这艘沉船，打捞出清康熙年间的青花瓷器百万余件，但正当船上的工作人员惊喜万分之时，哈彻却下令将这些瓷器砸碎。他深知收藏市场的定律：物以稀为贵。他仅保留了23.9万件青花瓷器、125块金锭，还有两门刻有荷兰东印度公司缩写的青铜炮。挑选和毁坏工作结束后，他把这些“战利品”拖到公海。一年后，他以无人认领的沉船允许拍卖为由获得拍卖许可，委托荷兰佳士得拍卖行进行公开拍卖。

1986年4月，荷兰佳士得拍卖行为这批文物举办了规模盛大的专场拍卖。中国驻荷兰大使馆立即将消息传回国内，而国家文物局想要制止这场拍卖会的时候，翻遍了国际海洋公约、各国海洋法，也找不出一条可行的法律依据。当时中国关于海洋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法律也是一片空白。“买回来”便成了留住这批文物的唯一方法。中国故宫博物院派了两位专家，一位是冯先铭，一位是耿宝昌，带了3万美元去参加拍卖。但在接下来3天中，中国专家连一次举牌的机会都没有，因为每一件瓷器的起拍价都在估价的10倍以上，各地的收藏家一路叫价，最终，近24万件珍贵瓷器尽数落入旁家。此次拍卖使迈克·哈彻获利2000多万美元，他的名字也在一夜之间家喻户晓。但是，他始终拒绝回答“哥德马尔森”号打捞点的详细位置，成为考古界的一大谜题和遗憾。

这件事情极大地刺激了中国的考古界，引起了国家的重视，下决心要成立自己的水下考古机构。1987年，国家博物馆成立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馆长俞伟超先生极力想把这个项目往前推进，但要想推进就要求我们得有相应的资源，也就是说我们得有一艘沉船。正在这个节骨眼上，恰好发现了“南海Ⅰ号”，这条船成为中国水下考古工作的起源。1987年底，也是我走上水下考古这条路的开端。

艰难的起步

“南海Ⅰ号”的发掘过程充满曲折。比如发现“南海Ⅰ号”后，中英联合打捞的工作就结束了。英国打捞公司没有找到“莱茵堡号”，而意外找到“南海Ⅰ号”，按照中英签订的协议，这是中国的船，他们不能动，结果这个公司破产了。但最初找到古沉船，其实利用的是英方的声呐技术。沉船发现后，中国自己没有经验，无法继续打捞并开展考古工作，因为我们还不具备这种能力。

当务之急，我们得马上组建一支自己的水下考古队伍。有一个很纠结的问题，到底是让潜水员去学考古呢，还是让考古人员去学潜水？后来算了一笔账，潜水员学考古要花4年时间，考古人员去学潜水，只要花半年时间。中国有这么多年轻的考古人员，估计找几个去学潜水并不难。幸运的是，我当时正好年轻，通过了很严格的体检，就去学了水下考古。

1987年刚接触水下考古时，我们请日本水下考古学研究所所长田边昭三教授来给我们上过一次课，属于“扫盲”性质。到了1989年，国家文物局、国家博物馆和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联合举办了国内第1期水下考古培训班，由澳大利亚老师来进行培训。参加培训班的共有11个人，被分成了两组，老师把年纪大的、身体不太好的人都放在一个组里，把身体好、潜水技术好的人放在另一组。我们说，一个叫“老弱病残组”，一个叫“明星组”。我是“明星组”的组长，那位“老弱病残组”的组长已经39岁了。老师分配任务都是同时派给两个组。但是后来发现，同样的任务，最后总是“老弱病残组”做得比“明星组”好。这给了我们一个启发：水下考古不是能力强就能干好的，一定要协调好，要有团队精神，才能把这个工作干好。经过培训，我们终于掌握了基本的水下考古知识和技术。

在这期间，不少国外的打捞公司都希望与中国合作，共同打捞“南海Ⅰ号”，但都被我们拒绝了。1989年11月，我们和日本再次组成了联合调查队，准备进行一次全面勘察。不巧那个季节东北季风开始吹了，海况很差，继续进行工作有一定的难度，而且耗资也非常惊人——3天就花了27万元，对于那个年头的陆地考古来说，这简直是一个天文数字。我们一方面觉得有些承担不起，另一方面，这个工作又不能不做，只好先将“南海Ⅰ号”搁置，从小的项目开始做，同时培养人才。刚好在这个时候，辽宁绥中三道岗发现了一条元代沉船，于是中国的水下考古者，从1992年到1997年，一直在做这艘船的考古工作，积累了很多经验。1996年又去了一趟西沙搞调查，都是为远洋调查和“南海Ⅰ号”的考古发掘做准备。

花了30余年

2001年，我们终于可以重新对“南海Ⅰ号”展开一些工作了。2001年到2004年是规划性工作阶段，首先找到“南海Ⅰ号”的准确定位，然后进行了4年的调查和试掘。虽然采集了6000多件很完整、很漂亮的瓷器，但是因为海况确实不好，能见度很差，基本没有采集到多少考古资料，比如绘图、照相、影像等都采集不到，这不像是一次考古，倒更像是一次打捞。

后来有一次看电视时，我看见考古学家李济先生发掘殷墟的时候用了整体提取的方法，于是就想，我们可不可以也用整体提取的方法把沉船打捞起来呢？但问题是：怎么捞？用什么方法捞？当时有一位工程师叫吴建成，他提出用沉箱的方法，就是把一个巨大的沉箱整个套在沉船上，再把沉箱底上一封，船就能捞上来了。这个方案听起来不错，但是要真正实施，必须经过很多次的模拟试验。最难的是吊放沉箱。这个沉箱有33米长、14米宽、500多吨重，分上下两层。水下定位非常难，而且沉箱放下去以后再调整位置，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必须一次放准。最后，真的是一下就放准，成功了。

2007 年12 月22 日上午11 时，阳江海域。随着亚洲第一吊“华天龙”号二十几层楼高的巨臂微微上扬， 一个巨大的橙色沉箱带着泥沙从湛蓝的海水中徐徐升起， 在海底沉睡了八百多年后，举世瞩目的“南海Ⅰ号”终于重见天日。

在对“南海Ⅰ号”进行整体打捞的同时，我们还在实施另一项计划，就是建造一座博物馆，即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为什么要建这个博物馆？一是为了让捞起来的沉船有地方放，二是为了方便人们来参观。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冒险的方案，因为如果我们打捞不起来沉船，这个博物馆就白建了。虽然很纠结，但是这个方案还是通过了。为此，我们新建了一条450米长的路和一个码头，从海滩一直通到博物馆里。

入驻“水晶宫”前水陆分离（2007 年12月28 日），耗资两亿元打造的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由“一馆两中心”构成，中间的大椭圆为存放“南海Ⅰ号”的水晶宫，另有陈列馆、水藏品仓库。

通过这个沉船的发掘，我们认为，这种整体提取的发掘方式很有必要。在水下没有能见度的情况下，如果靠盲目地去摸、盲目地去捞，根本达不到考古的目的。而现在，所有的考古信息都保存得非常完整，包括那些木器上的文字，可能还会发现一些纸质的东西，那简直就是奇迹了！

沉船全景（2014 年）

为使“南海Ⅰ号”能长久保存，目前沉船被置于博物馆的“水晶宫”内，模仿它原来所处的海水环境。现在的考古，是通过非常现代的技术，包括激光三维扫描、近景摄影测量等来进行现场保护发掘。同时，我们还有一个大的实验室，这也是全世界唯一的一个，可以在精确控制的环境下发掘一条沉船，最大限度地把信息保存下来。我们可以清晰地看见，船上共有15个舱，每个舱都各有特点，每个舱里的瓷器，包括它们是哪个窑口烧制出来的，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因此，我们采集到的考古数据都可以精确到毫米。从水下考古发掘来说，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的水下考古能做到精确至毫米的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