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TalkShow｜3000多年前的“青铜史书”史墙盘中记录着什么秘密？
2023-10-10 09:04
体 量：通高16.2厘米，口径47.3厘米，深8.6厘米这件青铜盘上的铭文实证了司马迁在《史记•周本纪》中的记载，是周人起源、发展并建立周王朝统一政体的重要见证。在青铜器上铸造铭文的传统起于商。当周人接过青铜文化的接力棒时，他们把这个风尚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学者们认为3000多年前人们在青铜上刻写文字的热情，来源于商周青铜器作为祭天礼器的身份——通过祭祀的仪式，青铜上的信息得以隐秘地传递给祖先和神灵。
这样，我们就常在西周青铜器上，可读到笔力浑厚，首尾出锋，波磔转折的铭文，它们所提供的信息，让西周这部宏大浩瀚的历史巨著，在某些细部变得清晰可触。位于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岐山一带的周原，是周文化的发祥地和灭商之前的聚居地，也是周人祭祀天地、祖宗、神衹的圣地。周原遗址出土的青铜器大量铸有纪实铭文。正是在这里，被称为“青铜史书”的史墙盘破土而出。这是西周中期微氏家族一位名叫“墙”的人铸造的铜盘，因为墙在周朝担任史官，所以这一个器形宏大的铜盘被考古学家命名为“史墙盘”。也许正是因为史官的身份，墙带着浓厚的历史记录意识，刻铸了这一篇迄今为止中国考古发现最长的青铜器铭文——它有18行，共计284字。铭文的前半部分，颂扬西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昭王、穆王、共（恭）王等七代周王开创伟业的功绩；紧接着，铭文的后半部分开始叙述自己祖先的功德，记叙了微氏家族迁入周原地区并在此地兴旺昌盛的发家事迹。墙所记述的七位周王的政绩，与司马迁在《史记·周本纪》中记载的内容十分吻合，而关于微氏家族在周原地区的发家史，则填补了西周史的空白。因此，史墙盘铭文可谓从宏观与微观的双重视野，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历史资料。正因如此，史墙盘获得了“青铜史书”的美誉。事实上，史墙盘的价值并不止于史官所书写的历史文本，这件铜盘还具备高超的艺术价值：它的腹部装饰着凤鸟纹，有华丽的鸟冠，逶迤的鸟尾；圈足部位则装饰同样精美的变形凤鸟纹。它代表了那个时代周人的精神世界，充实而华美。孔子的祖先是商人。作为商的后裔，孔子并未因周灭商而对周产生反感和敌意。相反，他热爱周的文化，对周公创制的礼乐典章制度发出深深的赞叹：“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在深入研究夏、商、周三代文化制度的基础上，孔子认为周借鉴了夏、商两代千余年的文化成果，又通过改革和创新，开创了完备的礼制法度。所以，他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文化立场：周朝的礼仪制度借鉴于夏、商二代，是多么丰富多彩啊！我遵从周朝的制度！
▲明 佚名《孔子燕居像》。（山东曲阜孔府藏）
在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中，周朝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时期，它锐意革新，开创了一系列成熟的思想文化和制度体系——包括典章制度、礼乐制度和思想道德规范，影响了此后近3000年的中华文明史。周朝先后创建和完善的分封制、宗法制、礼乐制、井田制、国野制等制度，构成了中华古代社会体系的基础，此后的各个朝代或多或少都继承了周朝的制度体系。更加重要的是，周朝在制礼作乐的实践中，在百家争鸣的大碰撞中，开创了具有长久生命力的思想文化体系，成为中华文化一系列精神追求和道德观念的源头，形成了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深深影响了后世中国人的精神气质和心理结构。今天，当我们如数家珍地提到“协和万邦、和而不同”的天下观，“六合同风、四海一家” 的国家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人生观，当我们努力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生命追求时，当我们提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道德伦理理想时，它们的思想源头都在周朝。
其中，儒家所开创的“天下主义”思想传统，所提倡的“协和万邦”的天下秩序，以及可互易其位的“夷夏观”，成为此后中华历史朝着大一统方向和轨迹持续行进的思想基础，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发展进程，推动夷夏大融合，提供了经久不衰的凝聚力。为中华文明的发展做出伟大贡献的周人，其祖先源自羌戎。周人融入华夏，并成为华夏核心的历史，最生动地说明了历史上各个不同地域的族群通过深刻复杂的交融，共同创造中华文明的历史逻辑。▲后稷画像。（图片来源：【明】朱天然 绘《历代古人像赞》）周人奉后稷为始祖，后稷的母亲为姜嫄。古籍文献中频繁记载着一则关于后稷降生的传说：姜嫄在野外发现了一个巨人脚印，她因好奇而踏足其上，因此怀孕生产；她以为不祥，三番五次把生下的婴儿抛弃在陋巷之中、树林之间、寒冰之上，但总有神迹示现，婴儿安然无恙。姜嫄将孩子抱回，取名为“弃”。长大后的弃善于稼穑，教民耕作，成为司农之神，被子孙尊为“后稷”，即稷王。这则故事隐含着后稷时代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母系氏族社会信息。而“姜嫄”的姓氏，表明了周起源于羌的史实。《说文解字》释：“羌，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 在甲骨文中，“羌”“姜”二字相通——表示族类和地望时，用“羌”；表示女性和姓氏时，用“姜”。周虽来源于西北游牧部落，与羌人集团有着幽深的血缘关系，但在构筑自己的始祖记忆时，却追溯到农业之神的后稷，这就表明：当周人从游牧的西羌集团中分化出来时，正是其完成游牧经济向农耕经济的转型之时。后稷的子孙公刘率族人迁居至豳，建立起城邑；后经九世相传，到古公亶父时，周人受北方薰育戎的侵袭，不得不南迁至渭河流域岐山以南的周原。他们在这里造田营舍，建邑筑城，又经历了若干代，到姬昌时已拥有了强盛的势力。为反抗商末的暴政，姬昌次子姬发与天下诸侯会盟于孟津，经牧野大战，大败商朝军队，从而建立了周朝。周起于羌戎而最终入主中原，经西周、东周而延续790年，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成为华夏族群的核心组成部分。这一历史生动地显示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发展轨迹，有力地说明了中华文明亘古不息的生命力来源于其包容开放的文明根性。（文章编自：四川民族出版社《何以中华：一百件文物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记忆》）
郑茜，中国民族博物馆副馆长。近年来主持“‘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史’实物表征体系研究”“民族文物价值体系建构研究”等课题，提出“中国博物馆人类学”学科建设构想并构建研究平台，引进并主编“博物馆人类学经典译丛”。周玉州，中国民族博物馆副研究馆员，目前主要从事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史实物实证及相关展陈研究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