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是新中国的开国之会、立国之会。会上，李济深、郭沫若等44人联名提出了《请以大会名义急电联合国否认国民党反动政府代表案》。

这件提案的实施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的政治影响。尽管由于美国把持着联合国，整整拖延了22年才接受了这一正义要求，但它已经向世界表明：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已经来临！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不但站起来了，而且将以自己的力量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

《请以大会名义急电联合国否认国民党反动政府代表案》的主要发起人李济深正是资深国民党人、国民党民主派领袖。

中国国民党是由孙中山先生创建的革命政党。实现民主宪政、建立独立自主的人民共和国是孙中山和真正国民党人的奋斗目标。然而，孙中山逝世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把持国民党的领导权。李济深是国民党元老，为了实现民主共和，他坚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与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长期的、坚决的斗争。

李济深出生于十九世纪末，国家深重的灾难，民族深刻的危机，使他从青年时就产生了强烈的使命感。他痛恨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疯狂侵略，痛恨满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丧权辱国。军事救国，是他最初的选择。辛亥革命爆发，李济深满怀希望地南下，投身孙中山的北伐军。然而，革命的果实落入军阀手中，帝国主义依旧在中国横行霸道。李济深以百折不挠的精神求索救国之道，曾穷尽书林，借鉴中西兴国之策，当他了解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才豁然开朗。

1921年，他再次南下追随孙中山，以铲除军阀、统一全国，实行民主政治为己任。他以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先后平叛广东军阀陈炯明，出任西江善后督办，成为孙中山麾下的名将。他兼具政治家的智慧、军事家的战略，在广西吸纳革命力量，扫平境内军阀，使两广地区成为孙中山革命政权的根据地。

然而，辛亥革命成功后，中国国民党开始腐化，不能实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孙中山决定改组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李济深在追随孙中山的日子里，与孙中山一起历尽艰难顿挫，亲身感知孙中山面对外来威胁、内部分裂和暂时失败，毫不动摇的革命意志；了解孙中山是怎样顺应历史潮流，改组国民党，制定三大政策的；亲眼看到国共合作的短短几年内，就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北伐战争，形成了向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猛烈冲击的革命洪流。

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背弃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窃取了国民党的领导权。而李济深为了完成孙中山未竞的事业，努力促成国民革命军北伐，担任过北伐军的总参谋长、第四军军长和北伐军后方留守总司令。他运筹帷幄，参与制定了“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北伐战略方针；他智勇兼备，指挥广东7个警备区，保证后方根据地的安全、保证北伐军的军需补给。北伐后，李济深出任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广州分会主席，管辖两广、福建，威望日重。然而，北伐虽然成功、旧军阀倒了，蒋介石却利用手中的权力实行独裁统治又成为中国最大的新军阀。1929年，蒋介石为达到铲除异己的目的，以“湘案”为借口，将李济深囚禁于汤山。

李济深在挫折和困难中，逐渐认识到：单纯军事救国的努力，只会成为野心家实行独裁政治的砝码。政治是统帅、是灵魂，只有实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实行国共合作（政党合作）才能挽救民族危机，化解国家内部政治矛盾，凝聚革命力量。从此他致力于中国的民主政治，他呼吁恢复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积极寻求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成为国民党民主派的领袖。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李济深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主张坚决打击日本侵略者。他激于爱国义愤，支持蒋光鼐、蔡廷锴率领十九路军在上海打响正面抵抗的第一场战斗。淞沪抗战后，蒋介石调十九路军到福建“围剿”红军。李济深与十九路军集结国民党民主派，主动同中国共产党联系，签订合作抗日协定，成立“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毅然举起反蒋抗日的旗帜。闽变失败后，李济深在香港组织“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继续从事反蒋抗日活动。

在历史转折的年代里，李济深逐渐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才是抗日救国的中流砥柱。1936年，中共发出通电，主张成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李济深积极响应，他致电南京国民政府，要求实行团结抗日。1937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蒋介石迫于国内外舆论压力，电邀李济深到南京共赴国难。李济深为了民族大义捐弃前嫌，与蒋介石合作。他致函蒋介石，主张邀请毛泽东、周恩来、冯玉祥等参加组织最高国防委员会，共负抗战大责；他告诫蒋介石，必须坚持抗战、实行民主。武汉沦陷后，蒋介石请李济深出任战地党政委员会副主任。李济深主张用人不分党派，邀请周恩来、张友渔等担任该会政治委员和设计委员，开展抗日民主活动。1940年，他出任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主任。虽然这是个无指挥权、无军队的机构，但李济深在国民党军队和政界中都有很高的威望。他利用这个职位和声望，坚持抗战、坚持团结、真诚地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皖南事变后，他积极联络国民党内部的爱国民主力量，维护国共合作，支持抗日民主运动，对共产党员及爱国民主人士多方保护。

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都渴盼和平、渴望实行民主政治，而蒋介石于1946年撕毁政协决议向解放区发动进攻，再次把人民置于战火中。李济深领导国民党民主派组织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继续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开展反对内战独裁、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蒋介石曾三次开除李济深的党籍，并派特务暗杀他。面对残暴的特务，李济深毫不畏惧，多次发表声明，揭露和谴责国民党当局的倒行逆施。1947年3月9日，李济深发表对时局的意见。他痛心疾首地说：“我是中国国民党党员，我们国民党执政已二十年，使国家弄到这样地步，我们的党，当然要负相当责任。照道理说，应该自我检讨，向全国同胞谢罪，真正还政于民。本来中国国民党，是一个革命的政党，孙总理留给我们的三民主义，是根据民主原则所创立起来的救国主义，但自民国十七年执政以后，这一切都被遗忘或被遗弃了。从此我们国民党，便逐渐与人民隔离，逐渐被独裁专制气氛所笼罩，于是革命精神，完全丧失，由为民服务，一变而奴役人民。在党内实在亦无丝毫民主气息，正因为我们国民党，被独裁专制势力劫持之下，违背总理遗教，拋弃了三民主义，压迫一般人民与民主分子，对广大人民采取治上苛酷的剥削政策，引起全国之不满。”

1947年冬，革命形势迅猛发展，李济深联合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和国民党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代表，在香港召开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第一次联合代表大会。开会的这一天是孙中山先生的八十一周年诞辰。李济深在开幕词中指出，我们在这个日子召开大会，就是象征着中国国民党的再生。1948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诞生了。李济深代表民革发表了成立宣言，指出：蒋介石及其把持下的国民党中央机关和政府，背叛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所确立的新三民主义，已成为全国人民的公敌。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实为国内一切反动力量——大买办、大地主、官僚、军阀、土劣、流氓之集合体”。因此，决定“脱离蒋介石劫持下的反动中央”，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为了尽快实现国家统一，早日结束战争，减少人民痛苦。李济深认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当务之急是，争取国民党内部实力派投身到革命阵营中来，配合人民解放军打倒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他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通过各种关系，积极策动国民党军政人员反蒋。民革成立后，即发表《告本党同志书》，指出“本党（国民党）不乏忠贞之士”，“蒋氏控制下之本党进步同志，亦深望早日脱离蒋氏，参加本会（民革）……允宜率先起义……”接着，3月6日，李济深在香港《华商报》发表《巩固统一战线，粉碎和平阴谋》一文，重申“不断举行光荣起义，参加到民主统一战线中来，为粉碎美蒋政治阴谋，为彻底推翻蒋××的反动统治而斗争!”为策反，李济深领导民革有组织、有计划地对各地各派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做说服工作。在香港的两年间，他亲自给国民党军政人员和各界进步人士发出无数亲笔信。他派王葆真为军事特派员到上海，策动国民党中将刘昌义起义。他多次给李宗仁、白崇禧写信，敦促他们认清形势，转变立场。在解放战争中，李济深领导民革积极配合，大力开展革命宣传和策反工作，加速了解放战争的进程，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做出了重要贡献。

召开新政协、建立新中国是李济深和国民党民主派的热切愿望。1948年，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提出，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李济深代表民革和其他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一起联名致电中共中央表示热烈响应。5月1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致电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和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沈钧儒，就加强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的合作，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问题提出倡议。毛泽东在信中指出：“在目前形势下，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并拟订民主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国内广大民主人士业已有了此种要求，想二兄必有同感。但欲实现这一步骤，必须先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一个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讨论并决定上述问题。似宜定名为政治协商会议，一切反美帝、反蒋党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均可派代表参加。不属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反美帝、反蒋党的某些社会贤达，亦可被邀请参加此项会议。此项会议的决定，必须求得全体一致。”“会议的时间，提议在今年秋季。并提议由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本月内发表三党联合声明，以为号召。”

筹备新政协的工作需要李济深尽快前往解放区。在中共的邀请名单中，李济深名列首位，中共希望他能够尽快北上，从而影响和带动更多的民主人士奔赴解放区。虽然李济深地位特殊，国民党反动派想暗杀他，很多势力想借助他，牵制他。但是，李济深依靠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冲破重重阻力，毅然北上到达解放区。

1949年元旦，李济深香港《华商报》发表了题为《团结建国》的元旦献词。李济深以喜悦的心情欢呼：“人民革命已获得决定性的胜利”，全国同胞已走完黑暗的历程而踏上光明的大道。“我们是以空前的兴奋和愉快来迎接这一元旦的。”一切民主阵线的朋友，爱国的人士，“都应准备其知识能力”，“为建立一个民族独立、民主自由、民生幸福的新中国而奋斗”。“最近的将来，包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无党无派的民主人士的新政协一定召开；从而订立一个照顾各阶层利益，促进各阶层合作的共同纲领，全国同胞就在这一共同纲领之下埋头苦干，努力建国”。“我们的团结建国，必然使得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突飞猛进，使得全国同胞逐步生活于安定繁荣的环境中。”这篇文章是李济深对新政协运动中各民主党派关于新中国的各项基本政策主张的高度概括，也是他自己对新中国建立后国家美好前途的设想。这篇献词发表后，获得了海内外各界人士的好评，起到了鼓舞人民与反动派决裂并为创建新中国而奋斗的积极作用。

1月22日，李济深、沈钧儒等55名到达解放区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联合发表了《我们对时局的意见》。2月3日，李济深致电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表示愿以自己的一切言论和行动密切配合中共的政策和主张。

3月25日，毛泽东率中共中央从西柏坡来到北平。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和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前往迎接。这预示着新中国的诞生，预示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的开始。

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开幕。会议由毛泽东、李济深、沈钧儒等人主持。在开幕式上，毛泽东作了重要讲话。李济深也发表了讲话，他说“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是建设一个符合人民愿望的新中国的开始，我们是以非常的欢欣鼓舞的心情来参加的”， “全中国人民，盼望有一个民主的、独立的、和平的、繁荣的中国出现，已经很久了”，“为了它，牺牲了无数的烈士的头颅鲜血；为了它，牺牲了无数的人民的生命财产。到今天，障碍我们建国的一切反动势力快要完全消灭，我们可以顺利地建立一个符合人民愿望的新中国了，这是何等高兴的事！”他指出“我们要筹备好一个足以代表全国各革命阶层的新政治协商会议，使之能够号召各阶层群众，老的少的，男的女的，团结一起，各尽其所能，为肃清一切反动残余和建设新民主的中国而奋斗到底。”他特别强调：“共同建国纲领和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方案，是关系到全国人民生活的国家大计。我们要深谋远虑地制定切实的草案，使人民愿望的新中国得以迅速地建立起来。”最后他指出，筹备会的责任很重大，我们一定要“认真地严肃地在毛泽东领导下进行我们的工作”。会议根据《新政协筹备会组织条例》，选出了以毛泽东为首的21人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常委会推选李济深为副主任。为了迅速完成召开新政协的准备工作，筹备会将参加筹备工作的各党派及各方面代表分成六个小组，在常委会领导下，开展筹备工作。李济深等各民主党派领导人所在的第一小组承担起了拟订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及代表名额和名单的任务，这是一项极为重要、复杂又非常繁重的工作。李济深作为筹备会副主任，积极参加领导了各项筹备工作，为新政协会议的召开做出了贡献。

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中南海隆重开幕。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与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民盟中央主席张澜等中国各政党、各人民团体的代表一起走入中南海勤政殿，出席了这一历史性盛会。此次会议共634名代表，党派代表共14个单位，总数为165人。其中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各派出代表18人。

在这个会上，李济深与毛泽东、朱德、沈钧儒、郭沫若共同担任会议执行主席。会议的任务是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组织法，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组织法，选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国委员会，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和国徽，决定首都和纪元，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9月30日，政协全体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李济深与朱德、刘少奇、宋庆龄、张澜、高岗为副主席。

10月1日，30万人汇集天安门，隆重举行开国大典。李济深和毛泽东主席及各位副主席一道登上天安门城楼。毛泽东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并按动电钮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

联合国是全世界维护和平稳定、促进共同发展的重要的国际组织。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始国和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曾为联合国的创建作出重要贡献。因此，新政协一号提案是请联合国否认国民党反动政府代表，也是要求联合国恢复中国人民的合法席位。这一正义而庄严的提案，代表了中国人民的意愿。

然而，从1949年到1971年，在长达22年的时间里，由于美国执行敌视新中国的政策，中国人民的正义要求遭到了无理阻挠。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被窃踞台湾的国民党反动集团所占有。在这22年的岁月里，李济深等44位新政协的一号提案人多已故去，但是，中央人民政府是这一提案坚定不移的施行者。为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作了长期不懈的努力。中国人民外交部一而再、再而三地致电联合国，申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

李济深是1959年因病去世的，去世前他一直关注着联合国。他目睹了1950年9月，在美国操纵下，第五届联大否决了苏联和印度分别提出的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提案，决定由加拿大、厄瓜多尔、印度、伊拉克、墨西哥、菲律宾、波兰七国组成特别委员会，审议中国代表权问题，在该委员会未作出结论之前，仍由所谓“中华民国”的代表出席联合国；目睹了1951年，美国操纵第六届联大否决了苏联等国代表提出的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问题列入联大议程的提案，并通过了“延期审议”中国代表权问题的决议。他去世时，美国一直蛮横无理地采用“延期审议”的手段阻挠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席位。但是李济深相信：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存在和发展的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是一定要恢复的。

事实也恰如李济深所料：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地位和影响的不断提高，随着亚非拉一系列新独立国家加入联合国，美国在联合国中阻挠讨论中国代表权问题越来越困难。1961年，第十六届联大决定将中国代表权问题列入联大议程。为继续阻挠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美国玩起程序上的花招，操纵联大通过决议，规定中国代表权属于必须由联大三分之二多数赞成才能作出决定的“重要问题”。尽管美国仍能操纵联大通过所谓“重要问题”提案，但投票支持恢复中国代表权的国家却不断增多。1970年，赞成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票数首次超过了反对票。1971年10月25日，第二十六届联大以59票反对、55票赞成、15票弃权否决了所谓“重要问题”案。接着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获得通过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的提案，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国民党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这就是联合国历史上著名的联大2758号决议，它从政治上、法律上、程序上公正彻底地解决了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当23国提案通过时，国民党代表悄然收起文件包，离开了占据几十年的联大会场。

如今，李济深等44位提案人虽已不在，但他们所期盼的中华民族之崛起已经实现。中国随着国力的增强，政治经济的不断进步和对国际事务的参与加深，正以新的面貌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李济深一号提案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它有利于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有利于广泛凝聚社会各界力量；有利于社会各界利益诉求的充分表达；有利于中国的发展和崛起；有利于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